第A07版:法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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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3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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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墨谈屑

曹雪芹的幸运

□吴营洲

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幸的。俗话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而这三件事儿,偏偏都让他摊上了!

曹雪芹的一生当然也是幸运的。其一,是他出生在了一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之家,一个百年望族使他先天就有了某种文化底蕴;其二,是他出生后——即他十二三岁时——他的家族就败落了,被抄了,使他有了一份冰火两重天的生活感受;其三,是他的祖父曹寅给他留下了大量的书,使他的灵魂饱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其四,是他遇到了许许多多聪俊灵秀、如水般清纯的女孩儿……当然,还有其他,难以尽述。而我认为,曹雪芹最大的幸运,是他在撰写他的《红楼梦》时,恰是乾隆即位最初的那十几年,而在那十几年里,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或说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就没有 《红楼梦》了。

关于 《红楼梦》的写作时间,正如 《甲戌本凡例》里所说的:  “十年辛苦不寻常”——即 《红楼梦》大致写了十年左右。而这 “十年”,许多论者大都认为是乾隆六七年至乾隆十六七年间。

而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时间节点,恰恰是乾隆十六年。

刘再复新近在 《书屋》撰文称: “曹雪芹生活在清朝‘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没有外在的自由条件,但是他创造出了中国最伟大的经典极品《红楼梦》。” (《书屋》2018年第4期)窃以为这一论断是错的。

刘再复在2012年 “答伦敦 《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 《红楼梦》。”(《莫言了不起——答伦敦 《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这当然也是错的。

众所周知,雍正在许多方面都是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他的一些政策 (如文化政策)、一些做法 (如对待他的亲兄弟),连乾隆都看不下去,所以乾隆执政后,一改乃父之暴戾,力主开明新政,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步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宽容的氛围。多少年后,乾隆本人都不无自豪地说: “朕御极以来,从未以语言文字罪人。”事实确实如此。此间,以思想文字入罪的案子,一桩都没有,直到乾隆十六年 (1751年)。

乾隆十六年 (1751年)夏天,社会上出现了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这份奏稿长达万言,直斥乾隆失德,有 “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帝恼怒了,下令追查,结果发现此奏稿早已传遍了全国各地,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了。于是他便一改继位以来的宽容政策,采取了比雍正更为严酷的手段,大兴文字之狱。 (在此后的32年间,文字狱多达l 30起。)

刘再复在 “答伦敦 《金融时报》记者薛莉问”时还说:这 “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写到这里,我是不想多说什么了,只想转述资中筠的一句话: “读《随笔》载‘荒谬的苦难美学’一文,批国人赞美苦难之风,痛快淋漓,很多我有同感。”(《士人风骨》: 《从 “苦难美学”说开去》)只想补充一句:曹雪芹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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