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王川

“换假币、假交通卡”“宰客”“盗窃财物”，甚至严重刑事犯罪……提起“克隆出租车”，老百姓都深恶痛绝，不少人更是深受其害。虽然克隆出租车只有20年左右的历史，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带来了恶劣影响。

2002年，上海交通执法部门首次查获一起“克隆出租车”案。以此为序幕，上海交通执法人与克隆出租车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从最初的人海战术、最强人脑，到依托科技的PDA一代、二代，再到现在的精准打击、联动执法，以及未来可期的智能化非现场查处，克隆出租车的生存空间正被不断压缩。

据统计，截至目前，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已累计查获“克隆出租车”4900余辆，累计查获用于调包的假币57万余元，用于调包的0额交通卡1300余张。

首案：

2002年，上海首次查获“克隆出租车”

在上海，提起克隆出租车的历史，或许没有多少人比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一支队的支队长朱军更了解了。

1995年，那时候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还没有成立，朱军刚进入交通执法领域时，是在出租汽车管理处。当年就是朱军与同事查获了上海的第一辆克隆出租车。

克隆出租车的出现是伴随着上海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而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开始发展。“那时候开出租汽车是件非常高大上的事情，家中有人开出租车都可以四处炫耀了，许多出租车司机还娶了空姐，”朱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到了90年代中期，出租车行业进入井喷期，市场需求旺盛，想要当出租车司机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情。”

据朱军介绍，那时候整个出租车行业欣欣向荣，还没有克隆出租车出现。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些港台剧中用到了“幻影出租车”和“影子出租车”的名字，人们才首次知道克隆出租车的存在。

但当时大陆受汽车保有量限制和驾驶技术的难学，即便有人知道克隆出租车的存在，也很难动歪脑筋。

直到2002年的一天，当时朱军正与同事在浦东机场附近执法检查，看到一辆出租车“鬼鬼祟祟”，于是上前检查。当时看了车辆的营运证件（副证）、计价器等都发现没什么问题。但查看了车辆行驶证和引擎盖下的钢印后，朱军却发现了蹊跷：这辆出租车已经到期“退役”了，怎么还在开？

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朱军随后联系了车管所、公安部门等，绕了一个大圈才知道这是一辆克隆出租车。司机不得不交代，在出租汽车到期退牌的时候，自己保留了一套齐全的营运证件、设备等。

而这也是上海交通执法部门首次在执法检查中查获克隆出租车，为以后的相关执法检查提供了借鉴经验。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个案，对于克隆出租车的检查，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市场上既没有几辆克隆出租车可查，执法手段也非常欠缺，要查证一辆出租汽车是否为克隆车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早期执法：

帽子里的“百宝书”与“最强大脑”

到了2005年前后，上海的“克隆出租车”违法现象开始频繁冒头，宰客、侵吞乘客财物无所不为，老百姓深受其扰，于是屡屡投诉，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执法技术和手段，许多案子都难以查处，最终成为了一桩桩悬案。

每一个交通执法人都渴望拔除“毒瘤”，为上海交通出租正名。但说起来简单，真要做起来却千难万难。当时，执法人员不像现在有高科技加持，仅仅核查出租车资料一项工作就让执法人员“操碎了心”。

上海有近5万辆出租车，即便“克隆出租车”在其中的占比再少，也会成为“坏一锅汤的老鼠屎”。因此，必须要严查死守。

一次次地调查，虽然让执法人员疲惫不堪，但并非一无所获。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一支队的汤凌云在总结时发现，“克隆车”作案后不会就此销声匿迹，一般还会再犯，只要记住车牌，终有一天会让它们落网。

因此，汤凌云每天执勤时帽子里都会塞着几张纸，除了记录着各类投诉情况外，还记录正规出租车司机反映车牌被假冒的情况等，日积月累下，老汤的帽子里塞不进了。他手中最终形成了一部100多页的“百宝书”，里面详细记载着全市5万辆出租车车牌号段对应的车型、企业、经营年份的规律。这份“百宝书”成了执法人员让“克隆车”现形的利器。

而老汤凭借着他的“最强大脑”，愣是把这份100多页的“材料”印在了脑中。他只需要看一眼车牌号，再看一眼顶灯上印着的单位名称，基本上就能断定出这辆出租车是否是克隆车，前后用时不到几秒钟。

一次接到群众举报，称浦东某地时常有“克隆出租车”出没。于是朱军带领十几位执法人员乘坐面包车前去执法，在等红灯时，一位执法队员随意看了一眼身后的出租车，感觉不太对劲。汤凌云瞄了一眼：“是克隆车。”朱军问他：“你确定？”

“确定！”汤凌云刚说完，车门哗啦一声拉开，10名执法人员冲了下去将那辆出租车团团包围。没想到这只是个序幕，在到达举报点后，凭借着“百宝书”和汤凌云的“最强大脑”一辆辆克隆出租车现了原形。一辆面包车最后逮住了一个“克隆出租车”车队，对打击克隆出租车形成了极大威慑力。

科技时代：

电脑替代人脑，“单打独斗”升级为“集团军”作战

凭借“百宝书”，2006年至2008年，全市共计查处“克隆车”272辆，2009年查处“克隆车”206辆，2010年查处333辆。虽然成效显著，但由于未从根本上找到行之有效的“发现”机制，仅靠单纯的人工记忆，执法效率仍显得太低，执法成本也居高不下。

2011年起，为创新执法监管手段，本市试点为正规出租汽车安装“电子营运证”，至2012年，一年多时间，5万辆正规出租车全部完成安装。至此，交通执法人员可通过手持稽查终端PDA在执法现场对出租汽车电子营运证进行快速甄别，大大提高甄别效率，解决了克隆出租车难发现的问题。“克隆车”查处，从此步入科技时代。

随着执法力度不断加强，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克隆出租车行动中多次遭遇冲关拒检、撞车逃逸的情况，而克隆出租车车辆号牌、证件等ID信息均为伪造，给交通执法部门事后追查带来较大难度。

此外，虽然执法部门有了克隆出租车的快速甄别手段，但日常执法仍为路检抽查模式，被检查出租车整体数量无法提高。

为改善查处模式，提高检查覆盖率，同时，为防止现场冲卡、逃逸情况的发生，市交通执法总队借力市联席会议平台，主动与公安部门对接，以“查酒驾方式查处克隆车”，定期组织开展全市集中整治行动。

就这样，交通执法部门的“单打独斗”升级为“集团军”作战，以公安拦车，交通执法部门进行检查的模式，对过往车辆进行“逢车必查”，既提高了现场检查的覆盖面，也有效防止了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近年来，本市查处“克隆出租车”的数量也实现了翻倍增长。

智慧时代：

“亮灯”执法，从“大海捞针”到“守株待兔”

2017年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市公安部门还继续创新手段、加大科技投入并加强联勤联动。

2017年12月28日22时，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积极沟通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以及本市各大出租企业和电调平台，首创“亮灯”执法，查处“克隆出租车”。

通过出租汽车调度系统后台调控，将全市出租汽车顶灯全部显示为红色“电调”状态，同步在全市各大关键点位部署公安和交通执法人员，对这一时段顶灯未显示红色“电调”的出租车进行拦截检查，大范围快速甄别克隆出租车。

朱军告诉记者，目前，本市共有正规出租车5万余辆，除500余辆未安装智能顶灯的老旧款外，其余出租车的顶灯均能显示三种状态：绿色“待运”、红色“电调”和红色“停运”。其中，绿色“待运”和红色“停运”均能由驾驶员通过关闭和开启计价器自动调节，克隆出租车亦有该功能，与正规出租车无异。唯有红色“电调”只能通过出租企业电调平台操作，因此，克隆出租车顶灯无法显示红色“电调”状态。

首次“亮灯”执法在五角场、虹口龙之梦、张江、龙阳路、中环百联、嘉定江桥、虹桥火车站、两个机场等全市28个点位同步展开。全市交通执法、公安交警、治安民警等330余名执法力量在各个点位就绪，几分钟内就查获克隆出租车8辆。

之后，此类“亮灯”执法，不定期进行，对克隆出租车司机形成了强大心理威慑。

虽然，执法手段在更新，但克隆出租车也变得更加狡猾。尤其是“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应用，让查处难度也在增加。

据了解，由于“克隆出租车”身份特殊，销售人员在改装、出售“克隆出租车”时，不仅提供伪造行驶证、营运证、车顶灯、计价器、服务卡等一系列“克隆”服务，而且还为日后的维修、保养提供“一条龙”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克隆出租车”地下制假贩假产业链。

为有效打击克隆出租车制假贩假犯罪产业链，净化本市出租行业营运秩序。从源头上减少“克隆出租车”违法情形，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还积极会同本市公安部门对“克隆出租车”改装加工点进行锁定、取缔。

目前，已经打掉多个“克隆出租车”利益产业链，从源头上有效净化了出租车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