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最近看到一幅漫画，让我笑疼肚子。画面上，一个理着短发、系着花围裙的妇人在客厅里拖着地板，额头汗珠直冒，父亲一边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一边教育儿子说：“瞧，你妈多辛苦！”孩子双眼直直地盯着父亲，回答：“长大我做家务，不让我媳妇做”。漫画题为《受教育》，但我有点搞不清最该受教育的是画中的父亲还是儿子。

日常生活中像漫画里的父亲这样的“教师爷”并不罕见。有的老师教育学生要有风骨、要做老实人，自己却为了一个小小的职位拍马溜须、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职称抄袭剽窃。有的领导要求下属做事勤快，为官廉洁，自己却索贿受贿，收受的黑钱动不动上亿……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具有教育他人的资格？

教育别人的资格不仅与职业分工无关，也与金钱、名气无涉。一个人腰缠万贯是件好事，起码比一般人更受关注，如果你偷税漏税、为富不仁，你教导穷人不要仇富一定不会受到欢迎；我们在文艺创作上取得成就，出外有人捧场，很不错，假若你做的事老是违反公序良俗，你在作品里说的道理再动人，估计也没人理你。

尘世告诉我们：教育别人的资格未必取决于一个人获得的位置，而决定于在某件事上谁比谁做得更好。只有在想指点别人的那些事情上做好了，你才有道德优势，才能赢得他人的敬重，说的话才会有份量，也才会有人照着去做。

希望成为受人敬仰的教育者，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我们得有谦卑心。行走在尘世，谁都想混把好椅子，做个有话语权的人，但地位再高，都不可以高己卑人，不可以“辛苦别人付，利益自己拿”，不可以高蹈云端地指挥别人干这干那，而必须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一向教育学生要从小事做起，必须善待他人。他自己表现如何呢？他去旅馆拜访陈独秀，计划请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碰上陈独秀睡午觉，他就拿个小凳子坐在门上等陈独秀醒来，不让别人去叫。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希望公务人员廉洁奉公，为战时教育做出最大的奉献，自己坚决不坐政府配给他的小汽车，外国友人来西南联大访问，本可公费接待，却坚持自己出钱。这些人本来就是分工做教育的人，教导别人尚且如此如履薄冰，一般人呢？

人还得有点实实在在的能耐。陈忠实是从生活里走出来的作家，他做过农民，也当过多年基层干部，了解农民的疾苦，清楚他们的所欲所愿，他写的农村题材小说，总有一种别样的真实。完成《白鹿原》后，陈忠实有段时间没再写出有份量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写不出来，而是担心超不过既往的作品，才谨慎下笔。某位自己不会写东西的官员指点他：“你要多多深入生活”，陈忠实当即回了一句：  “你懂个锤子”，让这位官员闹了个大红脸。我们不难设想，如果这位官员在文艺上有真本事，“指点”陈忠实可以让其产生醍醐灌顶之感，还会遭受如此的尴尬吗？

“身教重于言传”，这是我们对教育者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在依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