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虽然它们是属于上海管辖的地域，却距离上海数百公里。为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上海监狱民警几十年在这里薪火相传，也让红烛精神在这里发扬光大。

上海南汇监狱组建之初，有上百名民警都曾工作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那么域外工作的那些年带给他们的是哪些酸甜苦辣？日前，记者走进南汇监狱采访了曾经工作于域外监狱的老中青三代监狱民警，了解他们眼中的“飞地生活”。

据悉，上海每年都会派遣干部民警前往农场等艰苦地区实践锻炼。这里也成为了青年监狱民警成长的摇篮，在这里学习红烛精神成为了一堂“必修课”。

初创  60后 主要的工作就是找犯人谈心

“在军天湖的10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10年。”作为60后监狱民警的代表，黄建波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远离上海的这片土地。

上海市军天湖监狱于1958年初建于福建闽北一带，作为域外农场型监狱，军天湖监狱的创始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印记。

黄建波是最早一批监狱民警之一。当时23岁的他从上海武警总队退伍后，来到军天湖监狱。尽管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黄建波站在军天湖监狱的土地上，还是被眼前的荒凉深深震撼了。“农场全是没有开挖好的石子路，自行车是当时最高档的交通工具。”黄建波回忆道，“整个农场只有总场有一个小卖部，而从总场到分场至少要步行45分钟。”

黄建波告诉记者，由于地处偏僻的山区，农场还不时有野狼出没。他就曾在冬夜去总场取信件时，与野狼  “狭路相逢”。“当时我看到野狼绿幽幽的眼睛，整个人就吓懵了。后来想起老人们说过见到狼，不能跑。于是我就慢慢蹲下去，捡了块石头，然后慢慢挪步。”直到逃离了野狼的视野范围，黄建波才发现自己衣服全被汗浸湿了。

与上海相比，皖南的天气非常恶劣。冬天，带领犯人到田埂出工劳动，由于看守犯人需要长时间站立不动，每次收工，黄建波的脚就冻僵了。黄梅天更加难熬，“所有的被子都是湿哒哒的。”于是，黄建波和同事在黄梅季节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有太阳的日子帮助所有的犯人晒被子。

最让黄建波头疼的还是犯人的难管。原来，黄建波来到军天湖的那年是1983年。当时社会上有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而这些人进入监狱后，也不消停，打架斗殴成为了常事。因此，监狱纪律的强调就成为了每天收工后的主要教育内容。面对犯人经常抱团打架，军人出身的黄建波也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我对他们说，要打架可以，但不能打群架，我们搞个比武大会，一对一打，最终打赢的人，再和我打。”黄建波的气势让喜欢打架起哄的犯人们偃旗息鼓。而他的“威名”也令监狱的乱象有所收敛。

在震慑了犯人的同时，黄建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改造犯人。“光靠高压震慑可不行，我们还需要更多专业知识。”黄建波说，那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找犯人谈心，摸清每个犯人的犯罪心路历程，为后期改造制定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黄建波学会了各种预审技巧、狱侦方法。“我们那时各种监狱改造的理论知识还是很匮乏，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黄建波说道。

“纵观近几十年的监狱发展，红烛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特质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南汇监狱党委书记周广洪认为，红烛精神有着时代特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烛精神是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代名词。“当时上海百废待兴，需要创基立业，因此红烛精神的发扬对于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周广洪说。

传承  70后 在平凡中奉献不凡

1971年出生的丁振华退伍之后成为了监狱人民警察。2001年到2004年他来到白茅岭监狱工作。他还记得当时30多名民警来到农场，女民警被安置在了农场招待所，男民警就住在机关大院里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一个小小的房间塞下了三张单人床，洗漱和如厕都需要到公共浴室和厕所。

尽管硬件条件不好，但丁振华还是对那段时间的农场同事感情很深。“工作中大家各抒己见，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就事论事。老同志对新同志很关心，在大家庭中民警能够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在一起工作相处非常融洽。”丁振华说。

而在农场工作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值班多，有时一个月要值10多个班。在农场工作期间，丁振华实在照顾不了家庭。“当时孩子才1岁多，等我回沪之后，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在农场三年期间，只能靠妻子照顾女儿，感觉对家人亏欠很多。”丁振华愧疚地说。

因为白茅岭农场地处大山深处，总场和分场的距离也较远，坐大巴车也要赶半个小时，考虑到服刑人员家属来接见一次相当不容易，服刑人员发出的接见单有效期是两个月。

一次，在会见日前一天，有一名服刑人员因为琐事与同监房的服刑人员发生了争吵，违纪写了检查。不料，第二天接见日，他的家人千里迢迢从福建赶过来接见。对于这名服刑人员的接见，大队召开了一个分析会。

在服刑人员李某会见期间，为了安慰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一旁民警不时对老人说：“你儿子在这里表现很好，放心吧！”

会见结束之后，他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蹲在地上痛哭十多分钟。民警通过以心换心的方式，让这个生性冲动鲁莽的服刑人员认识到了自身行为错误。

“飞地”监狱的工作很少有惊心动魄的时候，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兢兢业业。“我们需要从犯人每一天的细小变化中，找寻改造的契机。”70后民警何耀明还记得一名犯人入狱后表现一直正常，但在他刑期过半时，妻子提出了离婚，加之身负余罪，原本性格孤僻的他变得更加沉默了，常常在监室枯坐到半夜。何耀明分析，该犯人情绪不稳，需要重点关注。果然，在之后的一天，该犯半夜报病，何耀明带他到卫生所，医生发现没有病。但何耀明明白，犯人是“心里不舒服”。于是，他在寒冷的冬夜，陪着犯人聊了几个小时，最终打消了他的顾虑和担忧，犯人的心结也就此化解。

而到了近几年，红烛精神在新时代中变得更为具象。“红烛精神要我们做监狱事业主人翁、改革前行燃灯者、平安建设守夜人、人格矫治领航员。”周广洪介绍，目前监狱工作就是要让大墙内的人改造好，大墙外的人生活好。

创新  80后 用科学技术为犯人“画像”

犯人老李对于黄建波来说是个“熟人”，老李盗窃成瘾，第一次因盗窃判了3年半，出狱不久又再次因为盗窃入狱7年，第二次出狱后，在回家途中，老李又手痒了，这次他因为盗窃被判了14年。“可以说他的半生都是在盗窃入狱的循环中。”黄建波一直在思考对于这些“老官司”，如何从心理上进行矫治。“在新时代，我们教育改造人，不能光靠一腔热血的敬业精神，还需要各种理论知识和技术革新的支撑。”还有一年，黄建波就要退休了，他把对于监狱事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了徒弟顾春的身上。

作为80后的监狱民警，顾春同样经过了域外监狱的历练。他还记得在白茅岭监狱工作的那几年，他曾经很惊讶老民警的“看人准”，从犯人的走路姿势、一个眼神就能把犯人的过往和脾性摸得八九不离十。“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识人准确是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作后，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数据库，将犯人们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分类。”顾春告诉记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监狱的教育改造也不仅仅依赖于老民警的经验之谈，而是将这些经验与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更科学的狱内风险评估系统，这也让年轻的监狱民警的工作效率事半功倍。

顾春在白茅岭监狱的严管监区工作，接触的都是难管理的罪犯，张某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因为在监区寻衅滋事被送到严管监区时，顾春首先通过风险评估系统，对张某进行性格描画。作为本地人，40多岁的张某一直未婚，与父母关系疏远，平时游手好闲，劣迹斑斑。“缺乏亲情支撑，加之性格暴躁，这些因素都显示了张某的暴力因子很高。”顾春说，对于这类犯人不能简单地进行说教，而要用针对性的管教方式。

因此，在张某进入严管监区的第一周，顾春故意通过言语拔高的方式进行告知警戒，以彰显司法震慑力。给了“下马威”后，张某曾经嚣张的态度才收敛。之后的两三周，在张某行为规范之后，顾春才开始与之谈心，教育模式也从“听我讲”转为了“听他讲”。经过了这段富有技巧的教育之后，张某的行为开始发生转变，改造态度也有了好转，直到顾春离开白茅岭监狱，张某再也没有因为行为失范而受到处罚。

到了新时代，红烛精神也有了传承与创新。监狱工作转向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精准化。“对于犯人的所有行为，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矫治方案。”周广洪告诉记者，同时监狱还注重犯人与社会衔接，为他们之后更好地融入社会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