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徐荔

有一片位于黄海之滨的土地，距离上海市中心约300公里。那里是新上海农垦事业的发端，肩负着维护上海秩序安全的重任，也见证着每一次重大司法体制改革，是上海重要的飞地之一。2014年6月，这片土地上有一所监狱正式挂牌，标志着新征程的开始。

这所监狱就是上海市四岔河监狱，或许有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要是说出它的“曾用名”——上海农场，恐怕有点年纪的上海人无人不知。说不定，这片土地还承载着他们的青春记忆。

在距离监狱不远的社区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岗楼和“草洋房”，这些有年头的建筑默默诉说着老一辈们从无到有的开拓故事，也注视着后来者们续写新故事……

黄海滩上建成的大农场

“上海农场已经不只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很多人虽然离开农场，但感情还在，有的还会带孩子回来，找找当年的影子。”四岔河监狱党委书记、政委鲍家松在四岔河监狱史料展览馆（又叫上海农场场史陈列馆）介绍这片有69年历史的土地时感慨。

四岔河监狱的前身上海农场建场于1950年，地处江苏大丰东北部黄海滩上，初衷是为教育、安置游民和犯人的劳动场所。经当时的苏北行署和苏北军区同意，在台北县（今大丰县）划荒地20万亩，组织生产基地。同年，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它曾经是全国大型重点劳改生产单位之一，是上海改造犯人，安置留场就业人员的重要基地。

1950年3月，上海市民政、司法部门调集200多名干部作为建设垦区的骨干队伍。他们大多是解放军指战员和随军南下的干部，刚放下背包又打起背包，怀着共同信念离开了上海，来到黄海之滨投入新的战斗。根据史料记录，在骨干队伍的带领下，7000多名游民、流浪儿童、犯人分别乘火车、木船，经过10天左右的跋涉分批到达兴化县暂住，等待垦区造房。

7000多人的庞大队伍分散在方圆数十里的几十个村子里，有的人住草房，有的则住牛棚，带队干部既要适应新的艰苦环境，还要照顾恳民（游民和犯人的统称），安定他们的情绪。但其实，这些干部们自己也一度难以适应，他们和恳民一样睡稻草铺，啃一样的冷馒头……

建场初期，最困难的就是住房问题。第一任垦管局局长黄序周提出了“造房第一”的原则，要求尽快建立草顶房2000间，以解决游民和犯人的住房问题，垦区建设由此拉开序幕。

后来的“大丰”名副其实，但在六十多年前，那里只是一处盐碱荒地，芦苇丛生、沼泽遍布，水质苦涩，人烟稀少，整个大地被原始的寂静笼罩。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曾来这里办过盐垦公司，终因无力战胜这片苦涩的荒地抱憾而去。

陆续进入垦区后，干部住的是三角棚，就连局长黄序周也没有住进特意为他盖的“草洋房”。白天，干部们和恳民一起造房垦荒，晚上则在火油灯下继续学习，有时还要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夜里还要值班巡逻。

“初进垦区这个原始荒滩，晚上睡在三角棚的地铺上，会听到一片沙沙声，起先以为是下雨了，听听又不像，被子上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在爬，点上油灯一看，原来棚顶上、地上、铺上到处爬满了螃蟹，有的已经钻进了被窝。”在监狱档案里，有老同志对上海农场的最初记忆就是螃蟹和苦涩的水，“海滩上的水都是海里漫进来的，又咸又苦不能喝，只能喝牛塘水。”

所谓牛塘，原本是荒滩上的洼地，下雨积存为塘。牛在里面洗澡，水色泥黄，有一股异味。但是为了喝水，初到垦区的干部只能在牛塘水里加明矾，待泥沙沉淀水变清澈后再喝……

就是在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艰苦环境和坚守之下，第一代上海农场人根据当地土壤特性，开挖水利，种植棉花。从1950年3月到1952年8月，短短两年半时间里，垦区干部与恳民用铁锹、扁担、筐子和数百头老牛开垦荒地6.8万余亩，开挖水利土方228万立方，让沉睡的荒滩长出了棉花，成为全国高产棉场之一。

“不是执着，是职责”

上海农场建场伊始，主要承担游民的安置任务，从1952年开始，它由收容游民为主改变为承担罪犯改造任务为主，1983年1月改称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

2014年6月15日，“上海市四岔河监狱”揭牌仪式隆重举行。经过一年多的基础工程改造，2015年10月19日，四岔河监狱顺利接收了首批服刑人员，这标志着四岔河监狱正式运转。

“虽然作为监狱，我们是新的，但改造人的经历，我们很长。”四岔河监狱党委副书记、监狱长唐传贵介绍，在四岔河监狱有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吴桂堂工作室。该工作室是致力于打造教育转化“顽危人员”的创新型、深挖犯罪线索的攻坚型、青年民警业务能力提升的服务型团队。2016年荣获上海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工作室的领衔人吴桂堂更是个“有故事”的人。

出生于1961年的吴桂堂曾是一名武警战士，1984年转入两劳（戒毒）系统工作，现任四岔河监狱副调研员。工作35年来，吴桂堂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而最令他自豪的或许是2000年4月荣获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那一年他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吴桂堂的这些荣誉都是靠实打实的工作奠基的，1998年到2001年，在没有外部线索的情况下，他通过在教育管理工作中发现的细枝末节，连续4年挖出杀人、抢劫、强奸等重大案件，简直让监管场所成了“第二803”。

说起自己挖出的这些案件，吴桂堂用带着浓浓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说，“隐瞒信息的犯人，他们自己也很不安，有人会想逃跑，有人再犯可能性很高，对场所安全、社会稳定来说都是定时炸弹。”

这些年，吴桂堂和工作室成员一起挖出不少犯罪线索，但让他颇有感慨的还是2000年的那次。吴桂堂与使用假名的潜逃重大杀人案犯江某经过10个月斗智斗勇和心理攻防相持战，终于让江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隐瞒的杀人事实。

“他是个很活络的人，可是一直没有朋友、家人联系他，我就觉得不对劲。”吴桂堂谈起19年前的案件依然能将其中的细节娓娓道来，“他说老家在贵州，可是他说不清贵州的情况。后来又说自己在其他地方长大，但我听他口音又不对。所以我就天天找他谈，发现对不上的地方越来越多。”

江某是个“老官司”了，但过去从没有哪个民警像吴桂堂这样“难缠”，他曾“调侃”吴桂堂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执着？”吴桂堂倒也坦然，回答：“这不是执着，是职责。”

穿上这身警服，就要对它负责。吴桂堂的想法和很多民警一样质朴。

“吴桂堂工作室”成立后，吴桂堂和团队成员一起总结了不少工作经验，比如深挖犯罪的“谈、控、甄、谋、破”五字工作法，转化“顽危人员”的工作方针等等。让年轻的监狱民警们通过学习提高业务能力，也逐渐能独自“撑起一片天”。

得到传承的青春与重担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这句话是许多农场人的“口头禅”，吴桂堂也不例外。在这片土地工作大半生的他看着年轻一辈的成长，很欣慰，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时至今日，他还记得第一次到农场的情景和当时他的大队长。

“1984年11月25日一大早，我们一行40余人乘坐汽车从上海一路向北，摆渡过了长江，经过近12个小时的颠簸，才到了上海农场。”吴桂堂回忆。

年轻的吴桂堂第二天一早就忘却疲倦，和队友们投入了紧张的集训，主要学习基本的管理教育知识。一个月后，吴桂堂就被分配到原上海市第一劳教所四大队。

那时农场的管教单位分布在远离四岔河场部15公里左右的外围，通往场部的是碎砂石子路，风一刮，路面上就是沙尘浓浓。吴桂堂他们常常在队里两三个月才能到四岔河场部“修整”一次，班车一天只有一次，错过了就只能步行，或者乘牛车、拖拉机……

管教工作不好做，工作环境也不好，吴桂堂他们这些年轻人难免有打退堂鼓的心思。但吴桂堂当时所在大队的大队长，让他坚定了好好干的念头。

“我们的大队长是一位离休干部，可每天还是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同吃同住，有时候为了让我们休息，他还主动值班。”吴桂堂还有2年也即将退休了，但说起老队长，依然一脸钦佩，“我也是在那时候感受到老一辈人的人格魅力，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上海的平安。”

年轻时受到的影响潜移默化在吴桂堂的骨子里，他默默传承着老一辈的奉献精神，曾连续20年没有回家吃年夜饭，选择在300公里之外守护更多人的团圆夜。

如今，四岔河的年轻人也像当年的吴桂堂一样，从老一辈的身上看到、学到这一份不灭的精神。

魏家斌是2017年才到四岔河监狱工作的新警，目前负责监狱物流中心的工作。物流中心？难道监狱也有快递要派送吗？魏家斌解释，简单来说，物流中心就是要对所有由车辆运进监狱的东西进行安全检查，包括服刑人员的衣物、日常生活所需品、加工来料等，“哪怕是一包泡面，我们也不能放过。”

刀片、硬币，还有一个柿子……这是魏家斌和搭档最近在安检中缴获的“异物”，这些在大家看来寻常普通的东西对监管安全来说却是极大威胁。为了在各种各样的物品中找出这些“不起眼”的东西，魏家斌和搭档有时需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安检屏幕2个多小时，比看一部电影的时间还长。

其实，比看安检屏幕更累的是摸索物流中心的运作规则。四岔河监狱物流中心去年5月才成立，接到全新的任务，魏家斌有些懵。但“师承”吴桂堂的魏家斌肯吃苦也愿意担当。凭着一股认真劲，他和搭档在短时间内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实际的运作方法并投入实践，经过不断总结和调整，目前运作良好。

“盯着安检屏幕看很累，”魏家斌说了一句大实话，“但是工作需要，不能放松。”他年轻的脸上露出笑容。这句实话，这个笑容，或许三十多年前的吴桂堂也曾拥有过。

这片土地早已不是当初的盐碱地，当年在这里垦荒的人也逐渐老去。如今在这里的是一所现代化文明监狱，在这里履行职责的是监狱民警。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有变，比如一代代年轻人对老一辈精神的传承，比如他们肩负的安全稳定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