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弘治十二年（1499年）六月，震动朝野的“弘治春闱案”结，涉事主考大学士程敏政下狱，涉事举人徐经、唐寅去籍。对这个结果，新科进士王守仁慨叹，“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何为  “山中贼”与  “心中贼”呢？在王守仁看来，“山中贼”是型于外的“不利于稳定和发展”因素。国家层面如“宁王朱宸濠叛乱”、太监刘瑾乱国，个人层面包括对社会的不满，对政策的抵触和官员执政过程的愤懑；“心中贼”则是型于内的负能量囤积。国家层面如制度腐朽、吏治黑暗、司法窳败，个人层面多属违背“天理”的私欲和奢望。

具体到“弘治春闱案”，大学士程敏政傲视群雄的气势，江南才子唐寅、徐经考场得意，都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心中贼”，此“心中贼”又恰好成为主考程敏政政敌，户科给事中华昶、落第举子们不满情绪的“山中贼”！很明显，衡量“心中贼”与“山中贼”的“标准”，是问题的瓶颈。

《明史》载，华昶告讦程敏政，原因“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明孝宗实录》说得更直接，“盖当时有谋代其位者，唆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至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之”。简单说，傅瀚想取代程敏政的位置，让华昶诬告主考程敏政“受贿”、“卖题”，将自己“心中贼”打扮成政敌的“山中贼”。

很明显，政敌假“社稷”之名，拿皇权稳定说事儿。明孝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霹雳手段之下，大学士程敏政如飓风中浮萍，唐寅、徐经更是轻若尘埃。事实上，即使清醒如王守仁，上马能挥戈平叛，下马能著述立说治世能臣，也不能摆脱被污为“山中贼”，成为被朝廷打击的对象。

《明史》载，“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睿智如王守仁，岂不知刘瑾在朝廷的威权？已官致兵部主事，自以为公开质疑刘瑾，是在为社稷破“山中贼”，谁成想，迎接王守仁的，是“廷杖四十”。那一刻，王守仁被褪下的，已不再是裤子，是做人的尊严。

然而，号称“九千岁”的刘瑾，“心中贼”亦不过外人眼中的“山中贼”而已。《觚不觚录》说，明朝大臣“见王振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更有甚者，当刘瑾的“心中贼”，成为明武宗的“山中贼”被“破”之日，抄家并押致午门公审，王守仁“心即理”一说的“心中贼”与“山中贼”瞬间崩塌。

《弇山堂别集》载，负责审讯刘瑾的刑部尚书刘瞡，乃掌管国家刑狱最高权力长官。审讯时，刘瞡竟“畏瑾，噤不能出一语”，以致“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有意思的是，满朝文武竟惧怕行将就戮的“囚犯”！何也？“盖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恃财者终以财败，恃势者终以势败，恃智者终以智败，恃力者终以力败”。

刘瑾之后，魏忠贤、安德海同样“权倾天下”，最终被更高“权力”所“破”，“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由是观之，无论“心中贼”还是“山中贼”，根子在“恃权”。程敏政与华昶、王守仁与刘瑾，表面是“心中贼”与“山中贼”对决，实际是“权力”争锋。官致两广总督的王守仁，其“心即理”之说，亦不过敷衍世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