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近来，关于批评形式主义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反映了人们渴盼求真务实的作风。

其实，求真务实，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境界。所以，形式主义从来都不受欢迎，许多有为帝王和名相都会采取多种务实的措施予以抵制，成为今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的典型故事。

唐张九龄劝止浪费

张九龄（673－740年），唐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是唐代玄宗时期的著名贤相。在其执政期间，守正嫉邪，极言得失，“谔谔有大臣节”。

张九龄面对形式主义，他的办法就是著书劝止。经过唐玄宗励精图治，大唐出现了开元盛世，一些朝臣为了展示唐玄宗的政绩，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初五的唐玄宗45岁生日宴庆时，左右丞相源乾嚁、张说率领百官建议以每年八月初五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第二年八月初五开始正式举办千秋节，百官纷纷祝贺，歌功颂德。此后，千秋节花样年年翻新。

那时，举行规模如此宏大的庆祝活动，自然有人会考虑到搞些纪念品，予以纪念。据《玉海》等典籍记载，在首届“千秋节”结束后，大臣们纷纷制作精美别致的铜镜，敬献给唐玄宗，玄宗也赠送大臣，一时被奉为时髦的风尚。而唐玄宗和大臣们纷纷到千里之外铸镜业最发达的扬州定制铜镜，并命名为“千秋镜”。当时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官员有400多人，来回这么一送，数量越来越多、规格档次越来越高，不仅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也给大臣们增加了不必要负担。但此时唐玄宗已被歌舞升平和谄媚之臣所包围，这种进献铜镜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大家都去效仿，尽管苦不堪言，却没有一个出来制止。

据《旧唐书·张九龄传》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第六个千秋节，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又一次大宴群臣庆祝节日，进献千秋镜更是如火如荼。一向敢于直谏的张九龄，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决心阻止这股风潮，他不但没有进献千秋镜，反而巧妙地借助千秋节献金镜之俗，把自己早就写好的《千秋金镜录》一书，进献给玄宗，就是提示玄宗要想社稷千秋万代，当以“前世兴废”为金镜，废止这种盲目进献千秋镜的做法。张九龄说：“臣愚以谓明镜所以鉴形者也，有妍媸则见于外；往事所以鉴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他的意思是群臣进金镜，可以照外形，见美丑；他的《千秋金镜录》，则能够鉴内心、明善恶。因此，才在这千秋节上奉上“上事鉴十章，分为五卷，名曰《千秋金镜录》。”据载，《千秋金镜录》进上之后，唐玄宗总算是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即“赐书褒美”，从此进献铜镜的做法得到收敛。

宋苏轼罢掉万花会

苏轼（1037-1101年），是我国最为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无论是在廉洁勤政、诗词文章，还是在为人处世等方面都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尤其是对于形式主义敢于亮剑。

北宋时，扬州芍药与洛阳牡丹互相媲美，先是洛阳太守在牡丹花盛开时举办了“万花会”，到蔡京做扬州知州时，也模仿开始举办芍药万花会。据苏轼《仇池笔记》载：“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京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每次万花会都要调用十万支芍药花，更有甚者一些官吏借机扰民敛财，百姓因此而苦不堪言。

元祐七年（1092年）初春，苏轼出任扬州知州时，时值芍药盛开，扬州通判晁补之向苏轼汇报，正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苏轼认为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老百姓的日子还不是多好过，官府的陈年积欠让百姓不堪重负，不能再雪上加霜；尤其是不能置百姓的冷暖于不顾，而带头寻欢作乐。于是，苏轼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推出廉政新风，革除了这个弊政。据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扬州产芍药，言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维扬日，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苏轼要求晁补之取消“万花会”，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对苏轼非常敬重，立即执行了苏轼的命令，取消了沿袭多年的扬州芍药万花会。

毕竟万花会举办了这么多年，为了消除百姓的疑虑，苏轼就写了一篇《记以乐害民》，向扬州父老解释取消“万花会”的原因，结果赢得了扬州百姓的一致称赞。在《墨庄漫录》中记载：“元祐七年，东坡来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作书报王定国云：‘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公之为政，惠利于民，率皆类此，民到于今称之。”其实苏轼是很欣赏扬州芍药之美，他曾说过：“扬州芍药为天下冠。”但因其严重扰民，必须废除。有利集中精力发展，搞好民生，这正是苏轼的一贯作风。

明朱元璋正文风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是一位以勤政著称的开国皇帝，为了有利于集权治理，他罢废了丞相和中书省，把政府直接统管于自己之下，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批阅奏章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也处理不完。尤其是，有些官员写奏章不讲章法，拖沓冗长，严重地浪费了他的时间。后来，刑部主事茹太素一封奏章，成为朱元璋改革奏疏格式正文风的直接诱因。

据明《礼部志稿》载：洪武九年（1376年），茹太素上了一份万言书，明太祖叫人读到六千三百七十字，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不由大发脾气，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板子。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到本题，建议五件事，其中有四件事可行，朱元璋即刻命令主管部门实施。这五百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却堆砌那么多文词，啰哩啰唆，不仅使人听后如坠云雾，难明其意，而且一天处理不了几件奏章。为此，朱元璋亲自把这件事的经过写成文章公告天下，从此规定了建言格式：

“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是以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

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

经过一番整顿以后，大臣再上奏章就简略多了，估计也怕挨板子，所以大都只写实事，朱元璋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七年九月间，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共处理内外诸司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这样一来，朱元璋平均每天能看或听两百多件奏疏，处理四百多件事。朱元璋改革的奏疏制度大见成效。

清刘统勋搞暗访

刘统勋（1698-1773年），清代著名宰相，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尤其是他能够通过暗访来治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据《清代野史大观》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黄河洪水再次泛滥，灾情严重，刘统勋作为宰相，奉旨督修中州黄河堤防工程。他从不摆宰相架子，经常深入实地，亲身巡察工地，及时解决具体问题。

有一天晚上，刘统勋走出馆舍，微服巡行河岸，见到有数十个用车送高粱秸的乡民露宿在河岸上，人和牛都饥饿疲惫不堪，老少相对哭泣，他感到很奇怪，便详细询问原因。他们哀恸地诉苦说：“我们是下面县里的乡民，离这里有三日的路程，奉县官之命，送秫秸来此供修堤之用。而收料委员，每车料要向我们索要五缗钱（一千文为一缗钱），不给钱他就不收料，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有钱给他？故滞留在这里已经十来天了。所带干粮和费用都已用尽。要想回去，又没法交差，正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伤心痛哭。”

刘统勋听了半信半疑。为了弄清实情，他不顾宰相的尊严，决心假扮送料乡民，前往试探究竟。他对乡民说：“我也是来送料的，认识那个委员手下的人，刚才我已经把料交上去了，现在我来替你们缴。”众乡民喜出望外。

第二天，刘统勋就推了其中一车料来到料场，向那个委员交料。这委员见他面目光亮，衣履干净，误认为是乡中的富裕人家，更有油水可捞，竟索要十多缗钱。刘统勋和他讲道理说：“官府并没有规定交料还要交钱，你不应该私自乱收费。现在修堤急需用料，理应赶紧收料，转运紧急工地，筑堤抗洪。像你这样故意刁难，延误工期，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委员不但不听，反而大怒，命随从鞭打刘统勋，把他赶出去，并没收他的牛车。

刘统勋急忙赶回馆舍，立即派人拿令箭去把该委员抓来，同时召集主管修堤的官员来议事。该委员见刚才鞭打的人竟是钦差大臣刘相爷，顿时浑身打颤，跪地求饶。刘统勋问明情况，即命推出斩首。众官员跪地求情，才免他一死，把他拉回来重杖数十，套上大枷，拉到工地上枷号示众。此举震慑了各料场的收料委员。从此乡民来送料，都随到随收，再没有敢索贿刁难的了。不但解决了乡民交料难的问题，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加快了堵口工程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