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6版:2020年上海两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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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1月2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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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慧文: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利用营销手段,挑起焦虑神经

摇号落地后“功利性”培训将降温

卢慧文委员接受采访 记者 汪昊 摄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夏天

孩子教育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历来是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上海基础教育领域“名校长”传承还存在何种壁垒?“民办摇号”政策未来落地后,会否让教育培训机构热降温?又该如何突破?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记者专访了市政协常委、上海协和教育集团(中心)总校长卢慧文。

“名校长”传承——

一个好校长

就是一所好学校

记者:今年有一个由您执笔、由民进上海市委递交的集体提案,关于上海基础教育领域“名校长”传承问题。在您看来,“名校长”传承遇到哪些现实阻碍,又该如何突破?

卢慧文: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小学校长队伍是重要保障。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出现了一批名校长,比如刘京海、倪谷音、冯恩洪、仇忠海等,具备先进教育理念和科学管理经验,提炼出“成功教育”“愉快教育”“个性+特长”等特色教育,在全国基础教育界有广泛影响。

现在“特级校长”的名单很长,但在行业发展起引领作用的名校长相对少了。现行的机制对“名校长”培养和传承仍存壁垒。

比如,有一定的“学段壁垒”,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师资源很少打通,与国际趋势不一样。有一定的“区域壁垒”,教师职称、学分,跨过一定区域可能就不通用了。另外,从事学校教育的人才有时自己选择“走出去”,但是其他领域的人才却“走不进来”。

我们不能把基础教育的“蓄水池”越做越小,应该鼓励跨界、跨文化、跨学段交流,储备人才“蓄水池”。

此外,目前的教育管理机制,对于实施教育公平起了效用,而对有明显个性特点的“名校长”苗子而言,会有无形的环境压制。建议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立法与落实过程中要给予“名校长”更多自主权,让他们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自由探索。

让“名校长”有更多机会走出去,在基础教育领域,向世界传递更多上海声音、中国声音。

“教育培训”——

“功利性”培训会降温

不要挑起焦虑神经

记者:2019年教育机构频繁跑路,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您怎么看待跑路问题和教育培训机构热?“民办摇号”政策落地后,会否让教育培训机构热降温?

卢慧文:我一直认为,教育培训机构是现代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诚然,在教育培训市场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或乱象,政府进行治理、规范和引导,是有必要的。

比如,有的家长容易被激发出焦虑情绪并受此影响,不管孩子喜不喜欢合不合适都盲目买单。这就需要引导家长树立相对理性的教育消费理念。

但也确实有部分教育培训机构不断利用营销手段,挑起社会的焦虑神经。例如,民办中小学未来将实行电脑派位入学,有的机构就宣传说,“越摇号越要培训。万一你没有摇进去,就要靠校外提升。万一你摇进名校,学习跟不上的,更要靠我来帮你。”

这时候,需要有更多专业的、主流的声音来告诉大家,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家长要有定力,不能急功近利,不然有可能花了钱,花了精力,反而害了孩子。

民办中小学未来实行电脑派位入学,对于本身就“功利性”突出的幼升小、小升初培训来说,肯定是会带来降温。但这类培训只是教育培训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机构还是专注在孩子的兴趣培养、综合素养提升等细分领域上。

学校是教育主阵地,但也不能“一刀切”地否定不同孩子培优、补差和兴趣培养的确切需要。要降低社会的焦虑感,应该是家长、学校、社会一起发力。

谈“教育惩戒”——

惩戒针对的是行为本身

应避讳当众

记者: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您怎么看待教育惩戒?是否认为有必要?什么样的惩戒方式是合适的?

卢慧文:首先我们要明确,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惩戒,针对的都是孩子的行为本身,而不是个人。我们要尽量让孩子感受到,批评或者惩戒,都是为了纠正其行为本身,家长和老师对他(她)的爱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于孩子而言,比起老师因为他某次行为给予的惩戒,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不公正的长期偏见。其实孩子们都很聪明,他们完全可以感受出个中区别。

我认为,教育惩戒,尤其是有效的恰当的惩戒,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把惩戒权单独从教育中剥离出去肯定是不对的,应该让教育惩戒回归教育本身。

但惩戒还是要把握好度,不能过度。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性格的孩子,适用不同的惩戒方式。比如小学阶段的孩子,有的时候老师对他的特别“关注”,一个眼神或者肢体语言,就能起到作用。进入初高中阶段,实施惩戒的时候就特别需要注意避讳当众。

再大一点的孩子,有了自我管理的能力,最好是能让他们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样他(她)违规了,你的惩戒才会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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