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芳

“担当”二字，古往今来，人人推崇备至，无疑是个好东西。君王喜欢敢拼敢闯的下属，下属喜欢刚毅果敢能罩住大伙儿的君王；男人喜欢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在各种场合为他撑起面子的女人，女人喜欢侠骨柔肠能遮风挡雨的男子汉；父母喜欢勤学好问事事省心的孩子，孩子则喜欢高大伟岸无所不能的父母。总之，没有人会喜欢畏缩怯懦、毫无担当的人。所以，才会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类励志的话，引导着一代代人立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贫富穷通，都要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那份责任，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道奋力前进。

然而，倘若历史如此单维，倘若“担当精神”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想要就有，那就用不着如此苦口婆心反复呼吁了。事实上，只要稍具常识便不难明白，在“应然”与“实然”之间，还有很长的路。那么问题来了：从一粒跃跃欲试的种子，到真正成长为“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注：“铜豌豆”的含义尚有异议，但鉴于时间和历史早已赋予它广为人知的褒义，也就无须深究其原始含义了），中间到底横亘着些什么？且让我们透过几则小故事来看看，一粒“豌豆”种子在通往“担当”的路上究竟需要怎样的阳光雨露。

第一则是3600多年前，话说殷商忽然遭遇大旱，最高领袖成汤十分焦急，于是祷告上苍：“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若有罪，请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归我一人承担！）这份政治家的情怀与担当，借助《论语·尧曰篇》等典籍而千古流芳。

然而，翻遍史书，“翻”遍生活，这种成汤式的担当与自责，不能说没有，但确实如同凤毛麟角。更多的，是以各种方式迁怒、诿过，甚至像传说中“借运粮官头颅平定军心”的曹操那样，找个替罪羊祭天。换言之，那粒名叫“敢担当”的铜豌豆，发芽率、成长率真的并没有那么高。是何故？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神化领导啊！各种神化宣传，造就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文化氛围：你必须从不犯错才能领导我；一旦犯错就没资格领导我了。而在“拜高踩低”的文化氛围下，不做领导，又往往意味着尊严扫地，谁都可以欺负，所谓的落架凤凰不如鸡。话说，有几个人真愿意从人人敬畏膜拜，沦落到人人可以踩一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让居上位者都敢于担责履险，就需要广泛的平常心，如果“他是神”，我们无需仰视膜拜；如果“他竟然不是神”，也无需鄙视贬低。归根结底，是把“尊严”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所有公民，而非“按权分配”，免得人家患得患失不敢担责。

第二个故事是众所周知的“负荆请罪”。赵王重用蔺相如，廉颇一万个不服，处处刻意羞辱他。后来廉颇意识到自己错了，十分惭愧，肉袒负荆，登门请罪。蔺相如赶紧将他扶起，二人冰释前嫌，成为生死之交。

瞧，这样的佳话，的确令人感动。可，倘若廉颇遇到的不是深明大义、宽宏大度的蔺相如，而是《三国演义》中蛮不讲理、烦躁暴戾的张飞，还会如此皆大欢喜吗？倘若传说中砍了樱桃树的小华盛顿遇到的是《红楼梦》里贾政式的追责者，一点小错都逮住毒打一顿，小华盛顿还敢承认是自己砍的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让“有责者”敢于担责，就需要“追责者”也守规则有约束而无法苛刻。

第三个故事，就说张飞吧。《三国演义》中，张飞要求部将张达﹑范强（《演义》中误为范疆）三天内备齐白盔白甲，以便征讨东吴。范张二人死也完不成，苦苦求饶请罪。结果，张飞不是将他俩扶起，不是根据客观实际同意宽限几日，而是把他俩绑起来往死里打，致使范张十分恐惧，死也担不起这个责，干脆铤而走险，杀了张飞。

这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希望下属敢于承担急难险重诸般任务，就需要让他像猴子摘桃一样，踮起脚尖或者跳一跳就够得着，并且卖力摘桃时能有远离屠刀的保障。否则，生命诚可贵，既然没人能在他冲锋陷阵敢担当时为他的基本生存作担当，怎能不让他学会遇到困难绕道走？

只有神仙和奥特曼才能担得起的责，除了极少数神仙和傻子之外，你还指望凡人都会豁出命来踊跃承担吗？

一言以蔽之，一粒“泰山石敢当”式的“铜豌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适宜的温度湿度阳光空气和养分。

幸好，以上所述故事，都属于万恶的旧社会。如今新时代，理当已有新气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