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街道办事处处于行政的末端和基层的顶端，也是联结政府与百姓最基础的桥梁。街道事务处理的就是百姓事务，2016年11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从法律上为基层治理减负、赋权、增能。《条例》实施3年多来，效果如何？街道基层的工作人员还有哪些困扰？日前，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来到浦东新区就《条例》进行执法检查。

基层力量亟待充盈

与会的街道工作人员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从条例修订实施以来，对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化、法治化、透明化、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保障作用，有效推动了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建设。

同时，许多街道按照条例的要求推动自治共治，搭建平台激发基层活力，通过居民区党建引领三架马车，尤其是发挥了居民自治的作用。然而，基层力量缺乏依旧是困扰许多街道的难题。

“目前居民们对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现有的基层力量捉襟见肘。”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办事处主任康向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街道所面临的问题。

康向清介绍，洋泾街道有围墙内与围墙外的“两张图”，辖区内116个小区就是围墙内的一张图，围墙里面的图就是房态。辖区里面所有的街道，楼宇就是围墙外的一张图。“整个城区管理内容非常多，仅仅道路就有36条，但我们的编制只有36人。而城管队员不仅仅是巡街，还要办很多案子。”康向清表示，尽管通过智能化，信息化化手段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来说，人员依然不足。

信息共享共用程度不足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杨弘亮指出，街道承担大量基础信息的采集工作，但却无法与相关条线部门共享数据，尤其是人口、房屋等关乎社会治理的关键信息，他希望相关条线部门能够向街道进一步放开权限，加大信息共享共用力度。

他以街道目前在银桥等居民区探索建设社会治理联勤联动微平台举例，平台力求推动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联建、力量联合、信息联通、工作联动、治理联手，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但在微平台建设过程中，人口数据等无法与公安“两个实有”系统实时联动，致使无法共享信息。尽管浦东新区正在打造区级大数据中心，通过大数据中心统一归集各条口管理数据信息，实现统一有序的开放共享，但目前还在深化推进中，如区地工委家门口服务智能化信息系统与区城运中心信息系统没有横向联通，致使有关管理数据还无法真正实现实时的共享共用。

虽然条例在相关条款中以“应当”明确了条线业务部门的职责，但杨宏亮建议进一步强化条款执行的刚性约束，细化强化职责落实和执行的具体路径和措施，明确加大基础信息共享共用力度，优化机要信息开放协调流程，破解信息“孤岛效应”，实现数据“一网联通”。

敲章细则还需细化

市人大代表朱思欢同时也是虹口区欧阳路街道紫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她表示，敲章问题一直是社区工作的难题。

她谈起此次疫情期间的盖章问题。“居民从外地回到社区，居家隔离之后要复工复产了，单位要求他出具在社区隔离完的复工证明，要由居委盖上14天隔离的证章以证明。或者居民回湖北，还要居民区出具一个证明。”朱思欢说，“这盖章盖下去要很慎重，有的时候一个章盖下去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朱思欢表示，居民区盖章也需要讲究情与法的关系。在她看来，对于居民区盖章问题，用章使用说明应当更具体，她希望能有一个操作性更强的用章使用细则。“毕竟现在用章说明是2016年实施的，时间较为久远，因此我希望能依据现实情况，及时更新用章说明”，朱思欢说。

进一步丰富社会组织培育方式

条例明确允许街道扶持社会组织发展，通过合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适合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承接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对此，浦东新区金杨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建东认为此举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整个街道的社区工作更具专业性。但是同时也会导致一些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资源而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因此在这方面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浦东新区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秘书长林怡琼介绍，截至今年5月31日，浦东新区社会组织总数已超过2400家，约占上海市社会组织总量的七分之一，社区社会组织578家。今年疫情发生后，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同阶段的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参与基层治理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或瓶颈。如好的人才留不住等。各组织发展不均衡。

同时，政府购买服务往往存在不持续、不确定性。为了让社会组织更好参与社区治理，林怡琼建议，各街道层面也应建立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顶层设计，避免项目“一年一定”的尴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