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王菁

“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还有儿童、妇女和无助的平民——非战斗人员。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慷慨陈词，在全世界面前痛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种种罪行。

14年的抗战，是中国军民的一场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历时两年七个月的东京审判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审判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而中国团队在东京审判中的重要贡献值得每一个人铭记。

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苏州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东京审判中国团队》一书正式发行。

参与该书策划和编撰的副主编钱运春向记者介绍，该书首次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团队17人在东京审判中的贡献，并首次披露了当时检察官搜集证据的艰辛和庭审斗争中的细节，“历史不能忘记他们”。为便于读者了解，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东京审判及中国团队的贡献”，下篇是中国团队群英谱。前者是向读者总括介绍东京审判的来龙去脉，后者是对参加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成员的画像。

首次全景式反映东京审判中国团队

“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75年来首次将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整个团队都写全了。全景式地将这17人的经历基本写清楚了。”本书副主编钱运春向记者介绍，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其中个别几位，比如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高文彬等，关于他们的报道也比较多。

“但是，中国当时派去参加东京审判的团队一共是17人，他们什么时候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在东京法庭分别做了哪些工作？在参加这次审判前，他们分别都是做什么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首次在这本书里面梳理清楚了。”钱运春进一步补充道，“在这本书里，他们17人不再是简单罗列的名字，而是活生生的人”。

此外，这本书理清了一些关于部分人员信息的误传。“比如参加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濬的学历，现在百度百科中记载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但实际上他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学习后，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回国了。”钱运春举例说道。

除了他们的学历、职业等，该书的写作组还对每个人的籍贯进行了仔细核实。“比如鄂森、桂裕的籍贯、高文彬的出生年月，都是通过查找到他们的原始学籍档案，最后搞清楚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该书创作过程中的艰难。

该书主编杨一心在后记中写道：“因为时代久远及历史原因，对17人资料的搜集可谓烦神费力。写作组冒着严寒酷暑，去北京、江苏、上海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资料……还要不停甄别错误信息。”写作组甚至将不少人的学籍档案、入学担保书、成绩单、毕业评价等都找出来了。

钱运春告诉记者，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客观性和权威性，参与编写这本书的写作组部分来自于17人团队的后代，“比如梅汝璈、向哲濬的部分，都是由他们的后代撰写的。”或者由家属提供资料，比如裘劭恒、吴学义。

他认为该书更像是一本参加东京审判英雄人物的“列传”。“书中所列的17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他们是一个整体。之所以每个人选取一个角度，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这本书通过记录每个人的经历和他们在东京审判中所做的主要工作，为读者还原出一幅全景式的画面。

日军“百人斩”证据系检察官共同发现

“东京审判中的每一件重大事件都凝聚了团队成员的心血”。杨一心在书中写道。钱运春也向记者介绍，该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此前的一些记载和传闻进行了勘误，最大限度地客观呈现了搜证和庭审过程。“或者准确地说，这本书是把庭审记录与具体的人对应起来了。”从而更直观地披露了庭审中的细节。

比如发现“百人斩”证据，大多数报道说是由高文彬发现。在中国举证部分结束后的一天，高文彬到文件部门去翻看档案材料，无意中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的《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于1937年12月关于“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

他将材料移送至国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缉拿归案，两人最终被判处极刑执行枪决。

“高文彬发现‘百人斩’证据，这点不可否认。但在吴学义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他也提到了自己发现‘百人斩’的证据。这并不是说，两人的说法有出入。”钱运春进一步解释，“东京审判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是团队共同参与的。因此我们认为，吴学义也有同样的机会发现这些材料，精通日语的他共同参与了查阅日军秘密档案。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检察官团队共同发现‘百人斩’证据。”钱运春认为这本书在处理这些细节时，做到了客观公正，“是经得起史实推敲的。”

在“劝说溥仪作证”这点上，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大多数史料是突出裘劭恒在这个事件中起到的作用。”钱运春指出，在编撰过程中，他们在资料中找到了溥仪赠送给刘子健的手书“东海妖氛靖，批怀饮千杯”，卅五年为子健先生书，溥仪。“这至少说明，刘子健和溥仪也是见过面的。”

因此在该书中，对这块内容进行了重新表述。在刘子健的章节中，本书写道：“溥仪于8月16日来到东京后，中国检察组就派裘劭恒和刘子健到苏联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去看溥仪。”

该书还写道：“经过中国检察组的耐心说服，特别是裘劭恒秘书多次和溥仪谈心，让他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立功赎罪。”从这一方面来看，该书对搜证和庭审过程的细节部分进行了客观还原。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成为一支团队？

17人团队中，有10人来自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但总体而言，他们是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成长经历，他们有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那么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群人能义无反顾赴东京，并且在东京审判上拧成一股绳呢？答案是，家国情怀！

“这本书对他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都做了叙述，可以更直观地让读者了解到，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一支团队。”钱运春说。

东京审判在经过两年半的审理后，竟有法官对处死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持有异议。

梅汝璈据理力争，他为了伸张正义，向各位大法官展示了中国团队两年来收集的日军针对平民的砍头、挖心、剖腹、碾压、水溺、火烧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并说：“如果日倭不严惩，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除了跳海而死，别无他途！”

“梅汝璈的这番话是代表整个团队说的。”钱运春说道，他们每一个人虽然有不同背景、工作，但是支撑他们在东京审判上坚持下来的，是一颗相同的爱国之心。“他们在出发的时候并没想到会在东京待这么久，他们各自都有工作，有些还是大学教授，家境也不错。”

如果算经济账，他们是亏大了。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因为为国雪耻，让他们感到光荣！比如，国际监察局在侦查起诉阶段，还会向中国检察官团队提供工资，但后来随着有关工作结束，有的人工资也取消了。而当时的民国政府也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所提供的支持也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不顾一切地留在这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国家争得公正的审判。”钱运春介绍，该书对每个人的教育经历、家庭背景、心路历程都做了梳理，让读者能在读完后感受到，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

钱运春告诉记者，从最初的想法到成书，历时五年。该书能够正式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领导的全力支持，苏州大学上海、南京、苏州校友不计个人利益，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查找资料，相信写作组也是受到了去东京17位中国英雄的感召。书中记载的，是国人不应忘却的历史。正如目前唯一健在的高文彬先生在序中所说的，“我们不仅要记住历史，还要记住书写历史的人”。以这本书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和苏州大学建校120周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