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日两国血统的混血儿，出生在日本东京；在斗争的风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汪伪政权即南京临时政府中，担任汪精卫的日文翻译、私人秘书，为中共搜集汪伪政府与日本“交易”的各种机密情报，及时上报党组织，他叫汪锦元，中共地下秘密情报员。

作者：姚华飞

《档案春秋》编辑出版

曲折的早年经历

汪锦元（1909—1992）江苏省苏州人。1909年10月，他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是中国人，叫汪钟卿，在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读书；母亲是日本人，叫大桥对子，是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生。汪锦元出生时父母给他起了中日两个名字：汪国梁和大桥俊男。

在上海艰难地过了5年多光阴。1922年因大桥对子与汪钟卿仅靠教书收入生活难以为继，13岁的汪锦元被母亲托人带到东京，开始孤独的生活在异国他乡，没有父爱母爱，还要承受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1929年春，汪锦元的母亲到日本探亲，20岁的汪锦元才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中国苏州，不久，又因生活境况奔赴到了上海，并改名汪锦元。

因为汪锦元日语熟练，母亲让他在日本朋友日森虎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抄报员，任务是把日森虎翻译的稿件刻成钢板油印，再分送给用户。

在斗争中加入共产党

在上海通讯社，汪锦元接触到的一名好友也是日本人，而这位日本人，竟然是中国共产党员。他叫手岛博俊，日本记者，经常来到通讯社。日森虎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和汪锦元聊天。熟悉以后，汪锦元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资料等情况告诉手岛。手岛的另一个身份是日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手岛博俊是由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海通讯社只有老板日森虎和他的妻子及汪锦元三个人，这个小小的通讯社怎么能获得如此机密的材料呢？显然是中共党内有人透露出去的。手岛立即向党组织进行汇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责成手岛查清，手岛请汪锦元协助查清出处。然而，机密材料每次都是来人直接送给日森虎或他自己亲自取回的，旁人无法知道底细。很快机会来了。一次，日森虎突然患病不能出门，但这天正巧是他出去拿材料的日子。日森虎想让妻子代劳，但妻子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话，对上海的街道不熟悉，弄不好反会出事；如若不去拿，稿子和资料发不出去。日森虎转念一想，汪锦元平时不声不响的，看来还靠得住，又熟悉上海情况，就叫汪锦元去一趟。

汪锦元按照日森虎给他的地址，来到沪西周姓人家，取到了材料。紧接着，汪锦元立即将那人的姓名、地址密告给手岛博俊，手岛及时将情况告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地下党立刻经过调查，弄清了泄露机密的人是一位姓周的区委书记。组织上马上切断了与这个严重危害组织安全的败类周某某的联系。日森虎也得不到什么秘密文件了。

这件事使手岛和汪锦元进一步加深了联系，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随着形势的发展，手岛博俊让汪锦元辞去了上海通讯社的工作。由手岛介绍到“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在这里，手岛遇见了曾经在上海通讯社认识的名叫日皋（亦叫日高）的日本人。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手岛在与日皋闲聊中，了解到日皋要到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汪锦元还注意观察，发现日皋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联系。他把这一情况也报告给手岛博俊。手岛要求汪锦元时刻关注日皋的动向：这是一个极端阴险的人物。经地下党了解，手岛告诉汪锦元：日皋是受日本海军情报部指派，准备打入到江西瑞金长期潜伏的间谍。

汪锦元在手岛博俊的指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手岛在离开上海前，将汪锦元的表现与工作情况详细地向日籍中国共产党员西里龙夫（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了介绍。

1934年底，在工作实践中，西里龙夫帮助汪锦元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他向汪锦元介绍中共的斗争历史，并给他看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报》。这使汪锦元收获颇多，也使汪锦元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

有一次，西里龙夫和汪锦元谈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经济有困难时，汪锦元一声不响地立即将自己刚拿到的薪水给了西里龙夫，还说：党组织的困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我应当全力支持。并提出自己希望早日成为中共党组织的一员。西里龙夫向党组织汇报了汪锦元的要求。此后，西里龙夫先后介绍潘子刚、陈一峰（又名陈汝周）等同志与汪锦元联系，每星期见面一次，实际上是对他进行教育考察。1936年12月，汪锦元由陈一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打入汪伪“临时政府”

1940年3月30日，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当上了伪临时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几乎每天要和日本人打交道，急需找一个既精通日语又特别信得过的人担任自己的日语翻译兼随身秘书。最终选定了汪锦元。

汪锦元之所以能打进汪伪临时政府，做汪精卫身边的日语翻译、随身秘书，和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加上地下党为他积极活动，以及汪锦元的母亲为儿子奔波，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美差。

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此时汪锦元住在上海老闸北路苏州河以北，西里龙夫住在日军占领的虹口区。汪锦元几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插送递情报。

伪上海市政府1938年成立后，汪锦元的母亲中文、日语都不错，又长期在上海当教师，于是当上了伪市政府教育局长顾澄的翻译。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指令汪锦元要想办法打进伪市政府秘书处工作。这期间，汪锦元以“汉奸”面目出现，他的活动与工作，也被顾澄看在眼里，认为是个人才，将来可以为他们做些事情。

伪国民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周隆庠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因工作繁忙，遂提出另外物色一个人给汪精卫当日语翻译。周隆庠向汪精卫推荐了自己早就考虑过的汪锦元。

1940年9月的一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察，当他们看到这位30岁的白面书生时，陈璧君先表态说：很好。汪精卫也表态早些搬进“汪公馆”，职务是“汪主席”的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于是，1940年9月开始至1942年7月29日，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汪锦元，在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伪临时政府潜伏了近两年时间，为中共搜集了大量的战略情报。

绝密情报受到周恩来表扬

汪伪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组织为了加强在南京的情报工作，正式成立了南京情报小组。这个情报小组由三人组成：组长为李德生（又名纪纲），成员有陈一峰（化名陈汝周）和汪锦元。受吴成方（曾是刘少文情报系统成员，后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领导。李德生在南京的掩护身份是开诊所的中医；陈一峰是日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首席记者；汪锦元是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私人秘书。他们的公开身份对打入敌特内部而言可谓上乘，又有日籍中国共产党员西里龙夫（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奏任级嘱托、“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指导官）和中西功（南满铁路上海局事务所任职）的两同志协同作战，致屡次获得日方军政方面重大战略情报。

作为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随身秘书，汪锦元每天到颐和路“汪公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因而获得的日伪情报更有价值。这些情报得到周恩来的赞扬。

南京情报组被敌侦破

1942年7月29日上午，从日本宪兵队的汽车上跳下几名便衣特工，他们直奔汪精卫的公馆，逮捕了汪锦元。随后，又逮捕了以开业中医为掩护的中共情报人员李德生和打入汪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陈一峰。据称他们是以“理查德·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的中国案犯名义被捕的。他们被一起关在南京中山北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此案受日本东京检事局的委托，未加审讯。第二天就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2个月后押送日本。

1941年10月，“拉姆扎”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破获。尾崎秀实曾在中国从事反法西斯秘密工作，和西里龙夫、中西功为密友。日本警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侦察，于1942年6月15日秘密逮捕了在中国南京的西里龙夫和上海的中西功，以及上海的郑文道、金若望（程维德）和倪志朴亦同时被捕，郑文道为掩护战友，保卫组织、情报英勇跳楼牺牲。

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三人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时，东京警视厅和检事局派员前来审讯，开始敌特着眼于扩大破坏组织，尔后着重于搞情报内容，边问边拷打，残酷施刑，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三人遍体鳞伤，仍信守不渝，怀念着党，企望胜利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日寇乞和，情报员意外获释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好景不长，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不断失利，一蹶不振，又苦于战线太长，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实际上已经成为日军的主要对手，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日军方面妄图拔出其陷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泥足，而新四军是其心脏部位的一把利剑。日军方穷途末路，数次企图同新四军接触搭线，试探找一条延续他们失败命运的办法，都被新四军拒绝。

1944年春，南京日军方物色不到与新四军可以搭线的人选，处于焦虑之中，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想到因“佐尔格国际间谍案”受牵连被判无期徒刑的汪锦元、陈一峰、李德生。

一天，华中日派遣军总司令部派专人到珠江路日监狱，分别叫汪锦元和陈一峰出牢房问话，询问他们是否认识和知道中共重要人员等情况，他们不由得警觉起来，怀疑敌特又在搞什么阴谋，竟不约而同地答复：“坐牢后早断了信息，没有什么关系可寻找了。”接着，又喊李德生出来，来人向李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李说：“过去只认识刘少文，现不知他的行踪了，只知道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和饶漱石。”来的日本人感到李的语气有所松动。约在6、7月间，日军方人员到监狱通知李德生，要释放他出去寻找新四军长官搭线联系工作，李想借此找组织关系，并设法能使他们三人脱离牢狱之灾，就表示愿意去试试。

同年9月，李德生获释。李德生向党组织汇报了汪锦元等情况。经扬帆与日方谈判，他们同意将陈一峰、汪锦元放回。5月28日，扬帆、李德生、陈一峰和汪锦元一行离开南京，回到淮南根据地。30日抵达葛家港。

南京之行，基本摸清了日方意图，看出日军上层的低沉情绪。31日晨，扬帆去华中局驻地千棵柳，向饶漱石详细汇报了南京之行的情况。

上海解放后，汪锦元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3年潘汉年让张建良（华克之）来探望汪锦元，这时他才知道华克之是潘汉年系统情报人员、中共党员，他在1946年曾看望汪锦元，并送钱物给他，但汪开始还不敢收。1955年汪锦元因“潘扬案”被捕。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也被平反昭雪，对其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