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眼下，一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正在全国展开，其任务之一就是清除害群之马，以净化整个政法队伍。

在清朝，基层的司法腐败比较严重，尤其是县衙里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胥吏书吏，他们祸害良民、敲诈勒索、蒙蔽官员、扰乱国法的现象尤为严重。一些胥吏书吏成为了危害一方百姓、影响执法公正的害群之马。

清代名臣张船山（1764-1814），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江南道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后任莱州知府。在莱州任上，张船山审理案件灵活多变，于法有据，于情有理，不徇情枉法，深得民心。尤其是对那些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的污吏，他敢于管理与整治，惩治了一批利用办案侵害百姓利益、徇私枉法的害群之马，有效地净化了司法环境，还百姓以朗朗晴空。

贪钱酿人命胥吏被流放

胥吏是官府衙门里具体办事的小吏，虽不是正式官员，却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时，他们也熟悉衙门里的规则，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内容都很清楚。正因为如此，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十分普遍。贪图钱财，徇私枉法，诬良为盗，是当时基层胥吏表现突出的一个司法腐败现象。

莱州府下属的昌邑县有一个叫唐如松的胥吏，贪污受贿成性。一天，当地举人陶尔昌把家里的仆人蒋成押送到县衙，说蒋成偷盗他家大批财物。恰巧县衙里值班的是唐如松，经过一番审问，唐如松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蒋成说，陶尔昌与他的妻子邢氏私通，还想把邢氏纳为小妾，他不同意，陶尔昌就诬陷他偷窃。唐如松审明案情，正要处理。这时，陶尔昌暗中塞给了唐如松二百两银子，请下重手把蒋成处理掉，永绝后患，以让他如愿纳蒋成妻子为妾。见钱眼开的唐如松，立即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推翻以前的判断，下令叫差役周发发将蒋成鞭背100下，并暗示周发发可以下重手，结果蒋成被打得皮开肉绽，骨脱肺碎，刚走出县衙大门就倒地而死。这事传出去后，社会舆论哗然。邢氏看到丈夫死得那么惨，回想起往日的情分，她非常后悔，痛哭失声，与陶尔昌翻脸，到县衙击鼓告状。县令得报后，一边派人验尸，一边传讯邢氏和陶尔昌，并将两人拘押起来。县令平时与唐如松关系不错，这事发生后，还是忍不住责问唐如松擅自动刑。清朝法律规定，除知县外，其他人不能用刑，唐如松下令用刑是违法的；不仅如此，唐如松竟大胆妄为，居然当堂打死人。唐如松则把责任推给周发发，说周发发用刑过猛，属于意外失手。县令暗中审讯周发发，得知唐如松收受陶尔昌贿赂的真相，大怒，连夜将此案向莱州府和省府报告。巡抚得报，下令把唐如松撤职，发交莱州府看押审问。张船山得报后，调齐全案卷宗，将一干人犯提来审问明白。唐如松最初百般抵赖不肯承认，张船山不得已动用大刑，唐如松才招供。

张船山判词写道：“陶尔昌见色心动，诬良为盗；唐如松见钱眼开，敢当走狗。无赃无证，居然认定盗案；有钱有势，就可施虐公堂。竹板声声，蒋成真是有苦难言；血泪斑斑，小民竟然有冤难诉。妻子被人奸占，不敢过问；自己被人诬陷，无由辩冤。二百两白银，买一条性命；一顿乱棍，造一桩奇冤。傍大款，欺百姓，昌邑县没有清官；施淫威，卖关节，大堂上就是地狱。黑幕重重，难见天日；鬼域伎俩，官绅相护。如此目无纪纲，不从重何以平息民愤？这般徇私枉法，再放纵就是助纣戕民。唐如松杖八十充军两千里；陶尔昌为首恶判个绞监候。此判。”

张船山判唐如松打八十大板，发配到两千里外，陶尔昌也受到严惩。这是一起典型的胥吏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案子。张船山如此判决，是对这种贪官污吏的严厉惩罚，对于吏治的整顿，惩处腐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严管执法队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诬陷他人，书吏获死刑

清代的书吏只是县衙里的普通工作人员，有的甚至不带编制。之所以叫“书吏”，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掌管衙门的文件档案。虽然清政府规定书吏主要从事文档管理，但是他们却在日常工作中凭借对文书处理的垄断来攫取利益。清代的地方官事务十分繁重，必须找人协助他们处理公务，因此书吏除了管理文墨的本职工作外，还兼有管钱谷、书启、案件等事项，实际上却行使着县令的一部分职权。因此书吏利用对例案管理和查找的垄断，随意操纵政务，并由此作为谋钱财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书吏，因为谋私不成，利用手中职权，打击报复，诬陷他人，这也是基层司法腐败的典型行为。

掖县有个书吏叫程耀堂，是个著名的酷吏，而县令史炳文对他十分信任。平民许靖康，家中富有，曾遭程耀堂敲诈未允，得罪了这位书吏。那年三月一天，许靖康邻居余德俊家突遭盗劫，共抢去皮箱五只，衣服首饰无数。有人在许靖康门前拾得一只银簪，是被抢者家中的物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不能据以是怀疑许靖康。所以事主对此也没有介意。可是，程耀堂听说后大喜过望，认为正是报复许靖康的好机会，便虚构情节，密报县令诬赖许靖康为首犯，将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许靖康生长富家，如何受得住这一顿酷刑，于是竟被迫承认了。这事被张船山知道了，便将县令史炳文召来，告知这事疑点很多，应慎重从事。史县令回去后，却将张知府的话一一告诉了程耀堂。程耀堂坚决不承认诬陷，并说事已至此，若全案推翻，不但麻烦很多，且影响到县令的前程。不如仍坚持原议，报到臬台那里，臬台主管一省的刑事案件，这事决定权在臬台，只要臬台认定了，知府就不便过问。史县令一听，一时没了主意，竟然听信了他的话。张船山得知消息，不由大怒，他连夜起草文书，将这案子的种种疑点列举，分别报到省里抚台、藩台和臬台那里，并请求派人复审。此时臬台已接到史县令的报告，对照张船山的呈文，果然漏洞百出。抚台和藩台接报后，邀请臬台一起商议，决定将这个案子交给张船山复审。张船山接手后，细心考究，深入调查，果然将个中冤情一一查清。他一面上报请将史县令革职，一面将程耀堂抓获，判了他死刑，许靖康无罪释放。

张船山的判词写道：“审得掖县工房书吏程耀堂，倚仗官势，狐假虎威，横行闾里，无恶不作。去岁以索诈富商许靖康不遂，衔恨切骨，屡欲报仇，而无隙可乘。该县令史炳文昏庸糊涂，贪墨酷虐。一闻报告，即逮捕许靖康到案。不问根由，不询原委，一言不合，即用大刑。史县令之荒谬狂妄，实堪痛恨。如此草菅人命，万非一革所可了得。应详请奏革后，再发交后任按律审断。胥吏程耀堂，索诈不遂，诬良作盗，应即斩决，以快人心。许靖康情有可悯，应即开释。此判。”

张船山能够从一起刑事案件中发现腐败现象，并予以惩处，正是他在府衙为官用心，素有爱民情怀，自然对数胥吏、书吏的种种腐败行为了如指掌，能够快速申请此案，拿出公正的判决结果，一方面是他对法律条文的熟悉使用；另一面也是他对于吏治的腐败，尤其是对于地方上书吏的为所欲为、干预政务的强烈反感，让乱作为、危害百姓的小吏得到惩处，大快人心。

颟顸昏庸，县官被撤职

清代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分配到地方的权力都被县官一人独占。县官一人扮演了如今的政府和公检法司各种角色。所以县官的责任重大，同样权力也大，百姓的福祉都握在他们手中。因此，一个精明能干爱民的县官就是一方百姓之福，反之，则是百姓之灾。尤其是县官的司法裁判权如何使用，更是牵扯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昏庸颟顸，断案不作为，任由下属乱作为，也是司法腐败的表现。

即墨县发生一起命案，犯人已经招供，案子可以定性了。按制度，应该最后交知府复审。案子报过来后，张船山当即过堂，看过案卷，再审犯人。他看到凶犯王小山不过二十岁左右，一副柔弱无能、胆小怕事的样子，哪像一个杀人犯呀？张船山顿时胸中疑云丛生，张船山担心其中有冤情，于是和颜细语，耐心盘问。但王小山一口咬定是自己杀了人。张船山于是不问案情，却和他闲扯一些别的事，待他不备时，突然说，“你不是杀人犯，我已知道底细了，杀人是要偿命的，你也敢冒称？”

王小山猝不及防，于是痛哭失声说，大人说对了，我确实不是杀人犯，杀人的是财主屈培秋。我父亲因为穷，欠了屈家的债，迫不得已，只好以二百两银子将我顶替凶手，口供则是屈家的儿子教的，但小人也不愿再发回重审，因为一旦翻供，县官必用酷刑，何必多增一层痛苦？再说父母已收下人家的钱，无力偿还，作为儿子，只能为父母尽这一点孝心了。王小山边说边哭，十分伤心。张船山听了，不由也动容落下泪。于是，他禀过臬台，令县令将屈培秋抓来，当堂对质。两人开始都不承认，后张船山自出二百两银子，代王小山还债，王小山才当着屈培秋的面一一说出真情，铁证如山，屈培秋无法抵赖了，只好当堂认罪。原来是屈培秋因为口角，用刀杀了人后，经他儿子策划，让王小山顶凶抵债。

审清案情后，张船山怒不可遏，挥笔判道：“审得即墨县解送王小山杀人一案，本府一再审问，觉有不类，再四开导，始知为卖命顶凶者。若有钱可以买代，则富家子弟，将何所顾忌？皇皇国法，是专为贫民设，而非为富豪设矣。有是情乎？有是理乎？千金之子，不死子市，此本乱世末流之行为，而非盛世圣朝之所应有。屈培秋以口角细故，用刀杀人，其罪已不可逭；而又不束身司败，以二百金买人一命，蔑视王法，殆无是过。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以一案而杀二命，其罪更何可恕。须知前一杀，尚出于一时愤极，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屈培秋应处斩立决，并于行刑前，先杖二百；王小山顶凶卖命，依律亦应杖责，姑念出自孝心，为养活父母计，应从宽免责；即墨县令审案糊涂，办事昏聩，姑念事出无心，免予惩办，从宽详请撤任。此判。”

清代县衙门常挂这样的一副对联：“最防官折儿孙福，难负人称父母名。”就是警示官员要清廉为政、忠于职守，勉力做个百姓称职的“父母官”。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县官不能很好地履职，甚至失职渎职的现象时有发生，给百姓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甚至成了害群之马。张船山果断地处置了这一起顶凶案，撤销了县官职务，就是向那些尸位素餐、戕害百姓的庸官坏官开刀，值得称赞。

上述这些做法表明，在张船山的治治理下，绝不会给害群之马以藏身之地。此举，对于今天人们整治基层吏治和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也具有警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