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前些日子，游览了中国传统村落、群山环抱中的云南师宗县淑基村。村里的大姓窦氏，乃世代官宦之家。先祖窦晟是乾隆戊子科滇省乡试解元，曾任浙江象山和山西洪洞县知县。祠堂里他的一篇《缠足论》，令我眼睛一亮。摘抄如下：  “予独不解于妇女缠足为何义，起于何人？而沿袭竞尚以至于今也。”  “桎梏之而剥其肤，而伤其肢体，此岂仁人君子之为哉？”  “夫作为淫巧，而至于雕残其女子，亦忍矣哉，亦怪矣哉，何后之人恬不为怪，而亦忘其忍也。”这是质问，是呐喊，是替天下女子鸣冤。可谓藏在大山里的一篇反缠足檄文。

有学者考证，缠足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女孩子一般四岁开始，之后日夜缠裹，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布带解开。“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是多么残酷和漫长的肉刑！

但是，缠足在清朝却遇到了红灯。窦晟反对，不少人也反对，比窦晟小39岁的李汝珍，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小说《镜花缘》中对之猛烈抨击，  “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清朝晚期反对缠足的声浪更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领头人。其实，清立国始就反对缠足，顺治、康熙还下了禁令：抗旨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缠足当在清朝寿终正寝才是。然而，它不但没有死去，而且长盛不衰。诏令最后也成了废纸，因为民间缠足的力量太大了，且一直延续到民国。抗战爆发前，有“中国孤儿之母”之称的艾伟德，出任山西阳城县政府禁足督导。她到乡下验足，阻力很大，故只有让警察持枪随行，  “谁敢阻拦执法，立即抓起来”，在警察的威吓下，她才能到达每家每户，令母亲把孩子的裹脚布解开，并晓以利害，再缠定会受到惩罚。五台县滹沱河南面的一个村庄，不但群起反对禁足，甚至以武力抗拒，最终经镇压方才平息。

这是为什么？我想到袁枚《随园诗话》中的一个故事。杭州人赵钧台，估计有地位或有钱，到苏州买妾。  “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赵说：这般风姿绰约，可惜脚太大。媒婆说：她虽脚大，但很有才，你可面试。  “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李女遂吟：“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听后“悚然而退”。

这位个性鲜明、思想犀利、超凡脱俗的才女，骂得好啊！逼使女子缠足的，不是别人，正是无数像赵钧台这样的“贱丈夫”。他们“贱”在哪呢？其一，畸形的审美观，把“三寸金莲”视为女性美的重要特征，尤其清朝前期，汉族士大夫对它的痴迷，几乎到了非小脚不娶的地步。其二，  “民族气节”作祟，所谓的“男降女不降”，男人可以剃头，女子决不放脚。其三，把女性不当人，而当成男性的附属品乃至“玩物”。其四，把自己的“美感”和“性福”，建立在女性的痛苦和血泪之上。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第十二》）。士大夫的这种“风”，很快席卷全社会，且历数百年而不衰。仍以1930年代的山西阳城为例，缠足何以仍很厉害？因为大脚嫁不出去呀。赵钧台们的那个“嗜好”，害苦了多少代女性，乃罪恶之源。

由此可见，当一个愚昧、邪恶的观念被大众接受、入脑入心进而形成一种文化时，它造成的罪孽是多么巨大和深远，要铲除它又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同时也告诉人们，铲除它的意义和价值太大了，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当然，这个道理就不只限缠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