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方略，法律是治国安邦的利器。“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力均在于实施，法律实施的重要前提在于“明法于民”。回溯历史可知，历代为政者均将普法教育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环节，只不过，和如今普法是为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不同，古代普法是为了让臣民守法，而皇帝本身却不受法律约束。

悬法象魏

中国最早的普法活动

回溯历史，中国古代也有讲读律令等形式的普法活动，并且其源头可溯至西周的“悬法象魏”之制。

关于“悬法象魏”，《周礼·秋官·大司寇》载：“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所谓象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指出，又称“阙”或“观”，“天子诸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谓之台门，台门之两旁特为屋高出于门屋之上者谓之双阙，亦谓之两观。阙或观若今之城楼”，“可以观望，故曰观，悬法于其上，故亦曰象魏”。根据《周礼》记载，大司寇于正月初一将法令悬挂在宫门外的城楼上，供万民观看学习，十日之后收走。同时，《周礼·秋官·小司寇》还记载了小司寇如何率领属官学习并宣传法律之事，“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用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

悬法象魏之制的意义，明代大学士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

“成周刑典之设，既布于邦国、都鄙，又悬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误犯也。夫设法令以待天下，固将使民易避而难犯，顾乃深藏于理官、法家，自典正职掌之官犹不能遍知其所有、洞晓其所谓，况愚夫细民哉？闾阎之下望朝廷之禁宪，如九地之于九天，莫测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岂圣王同民出治之意乎？是以《周礼》六官俱于正月之吉各布其典于象魏，以示万民，其所示者有善有恶，使之知所好恶，惟刑典则示之以所禁，使不犯焉。”

“悬法象魏”之制旨在普及法律，使民众能知晓并遵守法律。若将法律深藏，执法者尚不能遍知和洞悉法律的规定，何况普罗大众？民众不知法律作何规定，待其触犯法律之时又施加刑罚，实为欺瞒陷害民众。所以于每年正月初一悬法于象魏，使万民知晓法律的规定，以此指引自己的行为。

明朝普法

科举考试考法律

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

明太祖朱元璋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也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

必须指出，朱元璋之所以热衷于法律宣传，实际上并不是要依法保障臣民的权利，而是使他们成为匍匐在皇帝权力与淫威下的“顺民”，即遵守法律。

俗谚“大明律当衣穿，一身是罪”，即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意图。换言之，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罪，即可远离法律，它与保护权利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在这种语境中，如果臣民“权利”得到了些许保护，那是“意图之外”的反射效果，而非推行这一制度的内在意图。

清朝普法

配上插图讲故事

到了清朝，康熙九年，皇帝扩展了顺治九年的“六条”圣谕，搞出了十六条，可谓面面俱到。

到了雍正二年，皇帝还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又写了注解，使其变成了一万字的讲解文本，叫作《圣谕广训》。

为了宣传圣谕和附载的《圣谕广训》，官方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在官府倡导并且参与的基层社会的乡约集会（通常是每月“朔望”各举办一次）中，即有宣讲《圣谕广训》的环节。乡约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至于这一活动的主持者，有时候是当地的州县牧令，有时候是地方上的读书人，甚至还有从外地聘请来的职业宣讲高手。及至乾隆时期，在乡约集会时宣讲《圣谕广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那是强制性的要求。

为了让老百姓理解《圣谕广训》的精神，有些地方官员还专门编写了讲稿，不但在每条圣谕下节录了相关的律例、故事以及案例，而且力求写得通俗易懂，措辞恳切，以使老百姓通晓明了。有时，光是白话文还不算，更有用当地俚语来编写的讲稿，例如，在广东宣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用粤语来写。另外还有被翻译成满文、蒙文之类的文本，因为那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宣传和推广了。

清代老百姓的识字率不太高，因为教育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据说，当时的识字率大约在20%；妇女的识字率更低，估计不会超过10%。就此而言，宣传《圣谕广训》的讲稿写得再通俗，妇孺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呢？于是乎，有人就想出了办法：给圣谕配插图，以使妇孺能看，也方便识字者讲解。也就是说，妇孺看了插图，如果不懂的话，就会问识字者：这幅画里讲了什么？然后，识字者就可以解释给她们听。例如，康熙年间，安徽省繁昌县的知县梁延年，每逢朔望之日召集士绅、百姓讲解圣谕，还给圣谕配了插图，即《圣谕像解》，受到了汀南总督和安徽巡抚的表彰，并上奏朝廷。

不断宣讲《圣谕广训》，时间一久，难免令人腻味生厌，故而，设法“吸引”听众，乃是每一个宣讲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宣讲《圣谕广训》的实践中，一些民间作者以故事小说来演绎，其中还穿插了宗教报应的内容，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例如，晚清岭南著名的宣讲圣谕的作者邵彬儒，就编写了很多小说意味浓厚的讲稿，诸如《谏果回味》《吉祥花》以及《俗话倾谈》等。故事里的善恶报应，作为劝谕乡民的手段，往往要比道德教条来得有效。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中说：“盖庸人妇稺，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

延伸知识>>>

司法鼻祖皋陶

皋陶，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是舜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他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司法鼻祖”。相传皋陶在掌管司法时“画地为牢”，成为最初监管犯罪之人的囚禁场所，我国从此有了监狱。于是，“皋陶造狱，画地为牢”正式流传下来。而造狱的先驱皋陶，则被尊为狱神。在古时候，狱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参拜狱神，也就是要参拜皋陶，刚刚被关进来的犯人也要参拜。当出狱时，被释放的囚犯要再次参拜狱神皋陶以表示感谢。

皋陶执法，天下无虐刑、无冤狱，致使天下太平。皋陶辅佐大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人用獬豸判疑难案件

我国古代有一种神兽名为獬豸。传说它能辨是非曲直，可识善恶忠奸，故历来被视为司法正义的标志。秦以后的历代执法者，都要以戴“獬豸冠”为身份的象征。提起瑞兽，人们自然会想到龙、麒麟、龟、貔貅、白虎等，很少有人会想到獬豸。现在除了政法系统的人对它比较熟悉之外，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獬豸为何物，不知道它是什么形象，更不知道它就是中国古代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象征。

其实，獬豸就是独角兽，但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独角兽，其形象和文化内涵都不同。在古籍中，獬豸又写作解廌、獬廌、解豸，又称神羊、任法兽等。古人认为，獬豸是一种能够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汉代学者杨孚在其专著《异物志》中对獬豸的特性进行了概括：“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意思是，獬豸的天性能辨别曲直，见到有人相斗，它会用角撞无理取闹之人；听到有人相争，它会用嘴咬挑起是非之人。因此，古人经常用獬豸裁判一些是非难明的案件。

古人用獬豸判案，可谓历史悠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称，在上古时期，有神人把“廌”（即獬豸）赠送给黄帝，并说明应如何饲养和使用。苏轼的《艾子杂说》，讲了一个獬豸辨邪僻的寓言。齐宣公问艾子道：“听说古时候有一种动物叫獬豸，你熟悉吗？”艾子答道：“尧做皇帝时，是有一种神兽叫獬豸，饲养在宫廷里，它能分辨好坏，如发现邪僻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把他吃下肚子。”即言尧也饲养獬豸。尧之后是舜，舜的“首席大法官”是皋陶，他被今人尊为中国传统司法官的始祖。传说皋陶也用獬豸帮助治狱，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一角之羊也（指獬豸），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综合整理自《学习时报》、新华日报、《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