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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豪
廖某的水果摊和肖某的超市相隔不到50米，原本两人各做自己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哪知有一天廖某在经过正在装修的肖某超市门口时，不幸被正好掉下来的广告牌砸中头部，被送往医院医治。事后，双方在赔偿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在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了一致。
【事件】
装修时广告牌掉落
砸伤邻居引起纠纷
40岁的廖某在奉贤区青村镇从事批发生意。2017年9月的一天，廖某和往常一样从家里赶往位于大昌路上的水果摊位，在经过大昌路菜场路时，不慎被正在装修的超市广告牌砸中，当场倒地。当时正值上午买菜高峰，有热心市民看到廖某被广告牌砸中，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将廖某送往奉贤区中心医院急诊。经医院诊断，廖某左侧肋骨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经警方调查，砸中廖某的广告牌是大昌路上一超市广告牌，该超市老板为肖某。事发后，廖某找到了肖某，希望其赔偿住院7天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摊位费损失等，合计34088元。对于廖某提出的赔偿要求，肖某提出了异议，双方就医药费、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发生争执。无奈之下，廖某向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
单独沟通切入调解
换位思考互相谅解
调解中，廖某主张，超市的广告牌属于肖某所有，应当由肖某赔偿其损失。肖某则认为，他装修广告牌时，已放置告示牌，廖某全然不顾告知，径直走到正在装修的广告牌下才被砸到的，廖某提出的赔偿费和摊位费等相关诉求是没有合理依据的，属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损失，廖某应对这部分损失负举证责任。为此，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营养费、护理费，特别是摊位费的损失。
调解员认为，按照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赔偿的原则，肖某的确需要承担廖某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廖某的水果店和肖某的超市相隔不到50米，平常以邻居相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维持这一现状。这起事故对当事双方生活都造成了影响，如果无法化解矛盾纠纷，可能导致双方争执持续发生。如果双方最终选择诉讼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将消耗大量的时间及诉讼成本，也会对两户商家自家的生意造成经济损失，而这部分的经济损失还会反过来会激化矛盾。原本的“近邻”和睦关系将一去不复返，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据此，调解员首先单独和肖某沟通，分析其案件的关键点，明确告知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提醒他，如果最终走上法庭的话，可能需要全额支付对方各项损失费，还包括诉讼费和对方律师费。并委婉地告诉肖某，廖某是其门店的邻居，常言道“和气生财”，钱可以再赚，但邻里的感情是不能用钱衡量的。经过调解员的耐心疏导，肖某表示理解，但认为廖某提出的赔偿金额不合理，没有依据。肖某表示，除去医药费，可以再赔偿廖某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车费、摊位费等9000元。
然后，调解员又单独和廖某沟通，表明了肖某认可的赔偿额度以及他的接受范围。其间，调解员也分析了廖某提出的赔偿额度，认为他所认定的赔偿额度有所欠缺，需要有明确的赔偿方案。于是，调解员要求他列出赔偿明细。经过一番研究，廖某列出赔偿清单，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合计15900元。
鉴于双方明显的态度转变，调解员根据肖某所能接受的范围，主动询问廖某能否降低赔偿金额。经过一番劝导，廖某同意做适当降低。但是，肖某仍然认为偏高，不愿调解，调解暂时陷入僵局。
三天后，调解员再次组织廖某、肖某再行调解，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双方最终同意调解方案，并于当天一次性履行完毕。
【点评】
灵活运用调解方法
找准调解“切入点”
调解工作要依“法”、通“情”、讲“理”，才能缓和当事人的情绪、才能促使当事人理性维权。为了妥善解决当事人的争议，调解员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是摸排具体情况，了解法律法规对于意外伤害的正确赔付方法、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对案件的失责方有个基本的判断，从而确定调解方向。二是制定调解方案，了解双方的诉求、确定合理的补偿赔偿方案，引导双方各让一步，为达成调解协议奠定基础。三是确立调解策略，从经济效益、公序良俗、事实根据方面给予当事人提示，以利于选择利大于弊的纠纷解决方式。
调解中，调解员要注意灵活运用调解方法。
一是说服法。本案的主要焦点在于肖某是否承认除了医疗费以外的其他费用，调解员采用充分说理的方式调整当事人的心态，使其了解法律法规的赔偿方案，并说服廖某必须实事求是，对其所提出的赔偿标的必须要有明确的理由。
二是心理互换法。让双方设想自己处在对方的那种环境、立场、角度、心情上，自己会怎么想、怎么做，“将心比心”，了解、理解并互相体谅，从生意上的利害得失、从邻里关系和睦友善着手，以此为突破点，打通了双方沟通的壁垒，不断缩小双方之间赔偿数额的距离，为此次调解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把握好切入点，双方势必在“因什么而赔”这一问题上持续纠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廖某或将陷入举证不力的尴尬，而肖某则可以此作为规避应当承担责任的借口。
廖某囿于不高的文化水平，必然无法通过自身的智力运作调和实质的公平与程序的正义，在两者之间迷茫，造成心态失衡，为矛盾激化埋下隐患。
因此，通过调解员的调解，避免了此类似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