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

在无锡的华东疗养院疗养期间，我有幸造访了无锡博物院，还有了意外收获，目睹了朱元璋的一个手谕原件。

这个手谕是纸本横幅，共计14行118个字。手谕上盖有“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乾清宫鉴藏宝”等印章。由于朱元璋的传世真迹甚少，此手谕堪称稀有，也就成了无锡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那天，正值此院开放10周年特展，这个镇院之宝公开展示，便有机会亲眼目睹其真容，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对此手谕感兴趣的原因，是其内容与我的专业相关。我的专业是中国法制史，手谕的内容与明朝的法制有关，而且过去还未曾见过，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新史料了。

手谕的内容不复杂，是让手下的大将徐达知会，日后如果再擒获敌寇，不须押解回来受审，只在军中处决就行了。通读了手谕的全文以后，有了三点启示。

第一点启示：朱元璋手谕的内容是其重典治乱世政策的体现。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称为“明太祖”，前后共执政31年。执政前，是位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出身贫寒，从小就以帮他人放牛为生，深知民间疾苦，痛恨贪官污吏。称帝以后，他推行重点治乱世政策，认为：“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于是，用严法重刑打击犯罪，特别是严惩贪官污吏。

朱元璋重典治贪官污吏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规定了一些以往所没有规定的罪名，而且用刑又很重。奸党罪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种官吏互相勾结、危害皇权的犯罪。这为朱元璋执政时设立，以前没有这一罪名。而且，对奸党犯罪的用刑还特别重，不仅官吏本人要被处以死刑，还要株连到妻子、孩子，他们也要一起受罚，财产没收。这不可谓不重。

朱元璋把用重典治乱世的政策运用于被俘的敌寇，手谕中的规定就是如此。它要求大将徐达“知会”，凡是捕获了敌军成员，即“寇军及首目人等”，不须解送回来，全部在军中处决。“不须解来，就于军中典刑。”这种不经过审判，不分犯罪情节轻重，一概用重刑的做法，就是重典的一种表现。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朱元璋重典治乱世的政策。

第二点启示：朱元璋的这个手谕是明朝的一个单行法规。

朱元璋执政以后，很注意法制建设。即位不久，他就与大臣们讨论制定律、令之事，以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法律体系，其中包括有法典、单行法规等。较为著名的法典有《大明律》《明大诰》等，同时也有一些单行法规。它们之间有互补作用。法典的内容比较系统、完整，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单行法规的内容则较为简单，数量较多，往往只针对特定的事或人，因此适时性比较强，能够解决一些法典所没有规定的问题，以弥补法典的不足。朱元璋的这个手谕就是如此，其中的内容在法典中没有规定，弥补了法典的不足。

明朝单行法规的数量较多，而且都归属于不同的部门法，有刑法、民法、行政法、军事法、诉讼法等等。朱元璋这一手谕的内容应归入军事法。它是一种适用于战时的法律，战俘的处理也在其中。他“知会”徐达，就是命令徐达，要求他在军中处决敌寇，就是一种适用于战时的规定，属于军事法无疑。

第三点启示：朱元璋手谕的颁行有其重要的原因。

朱元璋手谕颁行前曾发生过一件被押敌寇战俘行凶作案、逃亡的事。当时，在牢里关押的24个敌寇俘虏打死了守牢人员，逃跑。“都督府断事牢内禁张寇首目二十四名将牢子打死，逃城外至龙湾。”这对明朝是个教训。

朱元璋为了吸取敌寇被俘人员作案逃跑的教训，亡羊补牢，就颁行了这一手谕，对被俘敌寇用重典，全部在军中处决，不需押解回来再处刑，即“今后不必解杀。”以此来杜绝后患，消弭后顾之忧。从中亦可见，朱元璋手谕的颁行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事出有因。

无锡博物院所藏朱元璋手谕的内容，丰富了明朝法制史的史料，有助于对明朝单行法规乃至明朝法制的全面了解与研究。从中，也使我深深感到，这次造访无锡博物院，收获不小，真可谓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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