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洁

一、以树为碑

树和碑，是不同的物体，但都可以起到标识与指示作用。明代冯梦龙《智囊·植槐》记有一则“以树为碑”的逸闻。

北朝雍州每一条路边都设立石碑，以方便行人和车辆。起先这种记号用的方法是在小土堠上立石碑，土堠经不起雨水的冲击，没多久就毁灭了，石碑也随之倒下，土堠常堆常毁，石碑常立常卧，劳民伤财。刺史韦孝宽上任后，经过一番考察，提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办法，即：让辖区内在原堆土堠处种植槐树。大雨冲不垮槐树，也不需要经常修复，同样方便旅人，更大的作用还在于，那些槐树逐年成长，竟成为了一道风景线，旅人行走累了，还可以在树下歇脚乘凉。

从土堠上立碑到“以树为碑”，似乎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金量，但它委实是一个创新，彰显出韦刺史的为政智慧。

二、种树抵刑

宋朝年代，河南襄城有一个传统旧俗，老百姓不喜欢从事养蚕织布，自然几无农家种植桑树。这对一方经济而言，GDP长期上不去。

范忠宣担任襄城县令后，一心要振兴地方经济，力主推广种植桑树，在民间组织养蚕织布。然而，两三年下来不见动静。范县令心急如焚，但他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妙计：命令那些犯罪较轻的农民和商人，在家里种植桑树，种多少依犯罪的轻重而定，其后根据所种桑树的繁茂程度再来减免罪责。罪犯谁都想要自由，种植桑树自是积极认真。襄城处处可见桑树，养蚕业随之兴起。老百姓得到了甜头，也就自觉摒弃了旧俗，养蚕织布成了当地的一大经济支柱，襄城人生活滋润了。范县令原先的“种树抵刑”功不可没呵！

三、和尚种树

种树无疑是一桩益事，但《桐庐县志》（清乾隆二十一年编撰）则记载了一则由宋代和尚种树引发的官司。

圆通寺当家和尚很喜欢种树，他带领小和尚们在寺院内外、田头路边种了上万棵树。附近百姓担心树长高后会遮掩田地日照，影响了庄稼生长。于是乎，他们将当家和尚告了。县官还算清明，没有乱判葫芦案，接状后问当家和尚：“此事咋办？”当家和尚莞尔不语，埋头写下四句诗：“本不栽松待茯苓，只图山色镇长青；老僧他日不将去，留与桐庐作画屏。”县官理解当家和尚的心思和善意，便“调解”了此案。

现如今，圆通寺这一千年古寺，古树森森，人们自是不忘那位当家和尚的种树和那位县官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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