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洪迈著《容斋随笔》卷四之《谤书》一文，其中说到两件事。

一是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所谓“谤书”，乃是无事生非，诽谤攻击之书。然而，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去蓬莱求仙，动静闹得挺大的，他封栾大为五利将军，封少翁为文成将军，受此类方士之骗，历时也挺长，直到晚年，方才悔悟，说是“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哪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此类“神仙、鬼灶、方士之事”，  《史记》中的《封禅书》以及《武帝本纪》都有记载。这是“实录”，王允称此为“谤书”，乃是错套了概念，如果这叫“谤书”，难道将此类事一概隐去，方才是“实录”吗？

当然，  “谤书”云云，出于王允之口，也不足为其。

蔡邕就是被他杀掉的，他怕蔡邕真的如马日銸所言续成“后史”，将会“复使吾党蒙其讪议”。在他看来，不仅蔡邕该杀，连司马迁也该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这话就是他说的。我怀疑“王允谓之谤书”之出处或在于此。

二是对于宋真宗时的“天书”闹剧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王沂公（即王曾）惧贻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在史上删去这不光彩的一节。而《真宗实录》偏偏是由当初迎合宋真宗以图“固宠容悦”的主角王钦若监修的，此事既由王钦若等人全力促成，并由此引发真宗年间的东封西祀，王钦若就以此为莫大的功业，于是大加渲染，什么“崇奉宫庙”，什么“祥云芝鹤”，惟恐言之不详，洪迈称此为“信史之累”，并说这与王允诬司马迁作“谤书”这件事“意异而实同”，按照王允的意思，武帝求仙封禅装神弄鬼的荒唐事，司马迁应该“忌讳”才是，王钦若却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若乳酪”，硬是要在《真宗实录》中炫耀宋真宗的“天书”，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写史，既不可能是信史，亦不可能是实录，此所谓“意异而实同”。

《谤书》一文将王钦若与王允相衔接而说他们“意异而实同”，跳过了“惧贻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的王沂公。此公也是主张史家忌讳记载帝王之非的，这一点与王允并无区别，倘若依他之“请”，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录”，将他与王钦若相衔接，也可用得上“意异而实同”这五个字的。

但王曾只是没有弄清“非”在帝王之行而不在史家“实录”，没有弄清史家之“实录”并非恶意攻击，只想让后人引以为鉴，其用心没有像王允那样狠毒到因为要“忌讳”而动杀机，故将王允与以非为是，颠倒黑白的王钦若相衔接更为得当。

信史之累，在于无信。

忌讳与炫耀，终会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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