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  夫

在近代史上，常说洋人（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做善事办起了育婴堂。其实，这一救济贫苦的慈善举措，我国清代官员在十九世纪初便实施了，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陶澍。

嘉庆年间，陶澍在京做官，就任翰林院，常见衣衫褴褛、无处栖身的乞丐和抛于街头的弃婴。于是，他动员京中同僚量力捐款，在朝阳门外择地办起了收养所，取名“悦生堂”，专门收纳无依无靠者。诚如陶澍在《京师悦生堂总簿序》所言：“同时诸君子翕然一心，解囊捐助，五年于兹。每岁冬春，收养老病残疾百余人，衣之食之，以之庇之，俾旦夕就殍者，得以出沟壑而跻于有生之域，是诚可悦也已。”五年后，陶澍离京出任地方官才交由他人接手续之。

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澍授川东兵备道。川东地区贫瘠，他触目即见被遗弃的死婴，  “不胜骇怛”，命巴县县令率先办起了育婴堂，然后迅即在川东推开。他为此建立捐款册，自己带头捐款，并督促辖区内官员多做善事，救助贫民。四川总督蒋攸铦盛赞：  “人到一处，数月方悉情形，惟陶某一到，便透澈无遗”，并奏报皇上，  “（陶澍）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

道光元年（1821）十月，陶澍升任安徽布政使。到任后，他第一件事就是亲赴安庆视察育婴堂。得知经费奇缺，难以为继，数百名婴儿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他当即捐银，且令官员捐款，还特设劝捐簿，为其所作的序言中，引用《诗经》“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的句子，告诫“诸君子胞与为怀”。陶澍为一所洪水后重建的育婴堂题写的楹联更是彰显其体恤民情的境界：  “父兮生，母兮鞠，俾无父母有父母，此谓民父母；子言似，孙言续，视犹子孙即子孙，以保我子孙。”

道光五年（1825），陶澍擢江苏巡抚，后又升为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务。尽管政务繁忙，但他初心不改，倾注大量心力动员社会力量救济贫苦。他所辖理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水灾频仍，为纾解民困，亲撰《三省水灾劝捐告示》，劝告富人和官员减少享乐多救人命：  “饥民一日得米三合，便可不死。计一岁中，每一石米可救一人不死……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费，可活几人……是随时随地皆可以活人；即随意随缘，皆可以造福。”由此可见，关心民瘼乃是陶澍心目中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功德之举。

陶澍大智大勇，精勤为政，道光帝褒扬他“办事实心”，这从他兴办育婴堂和收养所等慈善业可窥一斑。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于两江节署，时年62岁。依尚书例赐恤，谥号“文毅”，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祝名宦祠，于海州建立专祠。直到光绪五年（1879），清朝名臣张之洞和张佩纶依然赞誉和推崇陶澍，称：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陶澍）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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