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栖

近读两位文化名人的遗嘱，拟了这个题目发些感慨。

前不久，百岁老人黄永玉驾西，他留下遗嘱：“不要留骨灰，不要进祠堂，取回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并嘱咐子女：“不举办任何告别、追悼仪式。”另一位是丁聪，去世前叮嘱家属：“什么追悼仪式都不要办，什么人都不要告诉”。直到其后事全部料理完毕，很多朋友才知道他走了。按丁聪的遗嘱，没留骨灰，在其故乡——上海枫泾镇的丁聪墓里，据说只有他的两颗牙齿、一块开刀时取出的骨头和一缕头发。

“生有时，死有日”。人这一生唯一无法避免的事是：人生的终点。因此，值得赞许的人生境界不仅要生得活脱，老得洒脱，还须死得超脱。在我看来，黄永玉和丁聪堪为“死得超脱”的典范。按他们遗愿，死后一不留骨灰，二不举办任何仪式，一切从简。“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生命终末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人伦的高下清浊，它不止是情感、知识的垒砌，而分明是一种智慧。黄、丁“死得超脱”的智慧具有唯物主义的“人死观”。（人们常说“人生观”，却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去琢磨一下“人死观”。）这种“人死观”——对死亡的自觉意识，乃是人类成熟的起点，由此在人生之路上真正守住心中的那份温馨、那份宁静。“人死观”与“人生观”共存互补，彰显出一个人的生命理念，两者不可偏废。

儒家重殓厚葬，形成了葬前丧仪、五服制度、居丧守孝、祭祀亡灵等繁规陋俗，甚或涂有某些迷信色彩。相比之下，道家的殡葬观念比较洒脱。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之。但庄子反对：“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赠礼）。吾葬具岂不备邪？”他妻子死了，也不拘礼节地坐着，还“鼓盆而歌”。因为在他看来，死亡只不过是一种气形变化，自然循环，对遗体可随意处置。蒙田名篇《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则把“对死亡的熟思与对自由的熟思”联系在一起：“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懂得了失去生命不是坏事，谁就能泰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黄、丁“死得超脱”无疑是“学会了死亡”。

何况，“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语）人唯有活在生者的记忆里，他的精神生命才能长存或永生。那些不吝美言或谀词的悼念文章，那些千篇一律的追悼仪式，对死者似无意义，对生者也仅仅是图一个虚设。黄、丁甚至“不留骨灰”，“取回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德国神学家贝克莱编有一部书，汉译称之为《向死而生》。这四个字，也许是人生悲壮历程最精确、最简洁的概括。

生得潇洒，死得磊落，一蓑烟雨任平生！人不仅要“活”出一种境界，更要“死”出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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