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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周杰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一级法官

对于婚姻这场旅行，有人相守到白头，有人中途下车。离婚对于父母来说，或许是走出婚姻围城，寻找各自幸福的出路。但在父母分手或者离异后，本应被温柔以待的孩子，却极易成为父母间博弈的筹码，成了这场硝烟中最容易受伤的人。

婚姻没有操作手册，当父母再也无法忍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急于用一纸判决将过往生活画上句点时，却往往忽略了在角落里不知所措的孩子。

失联的父亲

李明的父母离婚了，在李明已经开始长大、却未真正长大的年纪。见到李明的时候，他因情绪不稳定已经休学在家，他的母亲林梦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孩子。

“法官，请帮帮我吧，孩子的父亲联系不上，他已经拖欠了很久的抚养费！”林梦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她的生活拮据而窘迫。

多年前，林梦与李军分道扬镳，两人协议儿子李明由父亲李军抚养。可李军却没能好好对待李明，在一次老师上门家访时，因李明不懂礼貌，李军便动手打了李明，年仅8岁的孩子离家出走，李军也没有尽心寻找，直至派出所致电李军，他才把儿子领回家。

跟随父亲生活的李明并不快乐，心疼孩子的林梦起诉变更抚养关系。最终，法院以李军对李明实施家庭暴力，且李明已随母亲林梦生活，学习生活较为稳定等为由，判决李明随林梦共同生活，作为父亲的李军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至李明年满18周岁。

案件进入执行后，法院强制扣划了李军名下的银行存款以执行抚养费。但不到一年，李军银行账户余额不足，人也失联了。

这起执行案件标的不大，对被执行人财产强制执行可能存在“杀鸡用牛刀”的超标处置隐患，且背后牵扯的矛盾突出，一般需要长期执行。抚养费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息息相关，如何在执行过程中，降低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是我考虑的重心。

为失色童年涂上色彩

经查询发现，除已被法院查封的一辆价值不高的小轿车外，李军再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更糟糕的是，李军还是多件民间借贷案件的失信被执行人。

案件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我纠结地拨通林梦的电话，思索着怎样的措辞会让她好受一些。

“喂，法官，执行到钱了吗？”林梦因为急促而显得有些尖锐的声音，在得知结果的那一刻又低沉了下去，几近沉默。“法官，如果不是真的情况特殊，我也不至于那么着急。”

在林梦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了解到：李明因父亲长期的暴力对待，患上了儿童心理障碍和多动症。小小年纪的他曾试图轻生，幸好被老师及时发现并救下。他不仅亟需心理疏导，更要靠药物进行辅助治疗。林梦为照顾休学在家的儿子，已经失业许久。而“消失”的李军，原来此时已因刑事犯罪被监禁……麻绳专挑细处断，生活的压力和苦难像潮水一样向林梦扑去。

林梦的话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最初打好的腹稿全无用武之地。

当基本的生活温饱都成为问题时，如何支撑李明长期的心理治疗和妥善照顾呢？即便拍卖李军唯一那辆价值无几的轿车，也难以解决母子俩当下的燃眉之急，能否在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不侵害法定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根据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优先保障抚养费受偿？除了继续查找财产线索，我们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这些问题盘桓在我的脑海中，无从得解，但母子俩的近况容不得我更多地犹疑。既然一时半刻寻找不到最优解，那么在行动中寻找办法总归不会有错。

我一边联系兄弟部门，积极查找财产线索；一边查询相关规定，咨询前辈同仁；一边与街道取得联系，实地走访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提交相关材料后，院司法救助委员会经反复讨论、审查，一致认为李军暂无可能执行到抚养费，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林梦母子给予一次性司法救助款。燃眉之急暂为缓解。

点亮满天的繁星

林梦的生活就像是充满褶皱的棉被，密密麻麻的针脚写满了对儿子的爱。失去经济来源的林梦，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即使生活苦涩，林梦却从未放弃儿子。

可让林梦揪心的是，局促不安的生活，让李明的病情出现反复。

在给林梦送去救助款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明。

瘦弱的男孩瑟缩在母亲的身后，沉默地低头扯弄着母亲的衣角，显得有些焦躁和慌张。当我询问起他的近况时，李明别过脸，对母亲低声回答道：“不想上学了。”

救助款只能暂时解决问题，李明的心理疏导和林梦的就业才是长远之计。

几经辗转，我又与民政局、工会、街道办事处、团区委下属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取得联系，并提交了我前期走访调查的相关情况。

在各方的努力下，我们最终形成了对林梦母子的“定制方案”。一方面，法院与当地街道办事处、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协同配合，对李明开展定期家访，长期为孩子提供心理疏导帮助，时刻跟踪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变化；另一方面，民政部门、工会、当地街道办事处共同为林梦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尽可能减少经济状况对母子二人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

方案施行后不久，林梦再次给我打来电话。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她声音带笑：“周法官，我找到了工作。在公司里上班，工资待遇还不错，我已经上班一个多月啦，特地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当我向林梦问起李明时，李明出乎意料地接过了电话：“法官叔叔，谢谢你，我争取尽快回学校上课！和社工阿姨的课还会继续上的。”李明的话不多，但我能感受到李明的喜悦和兴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好的人生正在徐徐展开。

案件执行至此告一段落，作为执行法官，在欣喜于该案促成多部门探望权协助工作站成立的同时，对于案件的思考并未止步。

对大多数人而言，法律的现实作用体现于执行而非审判。相较于审判阶段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机制，执行阶段似乎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如何在涉未成年人执行案件中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以及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优先保护理念，让执行阶段成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双保险”而非“短板项”，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努力的方向。

（文中所涉人物名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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