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有句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然而在清末民初，却有一位县令很善于处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案件。他就是先后做过江苏句容县令和县长的许文濬。

许文濬，字玉农，浙江省吴兴县人。从1908年到1914年，在江苏句容县主政长达六年之久，其间办案的文书编辑成《塔景亭案牍》一书。该书记载了许文濬善断家务事的大量案例，今天读来仍给人们不少启发。

过继子嗣引发纠纷

当时农村在立子嗣和继承的问题上，时常发生纠纷争执，这都是家务事，处理不好又往往会酿成大祸，但正因为是家务事，又会令判案者难以下手。许文濬则靠着他的公正无私与爱民情怀，耐心细致公平地处理此类案件，最后都圆满地予以解决。《塔景亭案牍》卷四记载的《周笃贵控周孝运》一案，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立子嗣的态度，以及许文濬的处理办法。

据记载，村民周笃贵起诉周孝运修宗谱不承认他过继的儿子。从前，周笃贵没有儿子，过继了近房的周孝仁为继子。十多年过去，家族上下尽人皆知周孝仁是周笃贵的儿子。然而，本族的周孝运在负责修族谱时，却不予承认，而是把周孝仁写在了周笃贵已经不在人世的哥哥周笃富名下。

周笃贵不同意，就将周孝运告到了县衙，请县衙为他做主，从“法律”上承认周孝仁为他的继子。

许文濬读完诉状，没敢怠慢，立即传来了被告，询问前情，据周孝运的说法，当年周笃贵立周孝仁为继子，没有邀请家族长老立下过继文书，根据族规，周笃贵立继子无效，不予载入族谱，暂时写在其哥哥周笃富的名下，待后来族中再有立子嗣的时候一并议定。

听了周孝运的说法，许文濬分析认为，立子嗣固然需要过继文书。即便周笃贵没有文书，那么周笃富就有文书吗？周孝仁做了周笃贵多年的儿子，最后却做不成；没有做一天周笃富的儿子，却成了他的儿子。是周笃贵愿意转让给周笃富吗？还是周笃富留有遗言？既然都没有，那么周孝仁做了周笃贵多年的儿子，仅仅因为修族谱就变更了，岂不可笑吗？

因为他们分歧不小，许文濬继续做工作，他表示，按照律例规定：立嫡之法，论昭穆不论亲疏。昭穆是古代的宗法制度，是指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从律例来看，只要是昭穆相当的，立谁为子，应该由本人做主，宗族内的其他成员无权插手，即使是房族长老也无权过问。

许文濬得知周笃贵与周孝仁父慈子孝，无异于亲生，且周笃贵把周孝仁抚养成人，给他娶媳妇，成家立业。显然，于情于理于法，周笃贵立周孝仁为过继子嗣，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周孝运被说得口服心服，再也不干涉别人立子嗣了。许文濬宣布周笃贵胜诉，支持他立周孝仁为继子。

亲闺女也有继承权

在《塔景亭案牍》卷五中《何存敬控李何氏》一案，也有一则过继子嗣引发的案件，还因此产生了财产纠纷。

案件中，村民何存敬把自己已经出嫁的姐姐李何氏告上了县衙，说姐姐租种了他的二十亩田，不但不交税收，还把田契藏了起来，且向他借的三百银元本利一直没有归还，请县衙为他做主。

许文濬首先进行了调查，李何氏二十四岁，光山人，小名根子，父亲名叫何国安。父亲在世时曾给过李何氏银三百元，出嫁时又给田二十亩，钱粮赋税都是父亲代完。何存敬现年二十二岁，十岁时由熊子安说合，过继何国安为子。家现有田五十余亩、地十五亩。继父去年病故。

许文濬弄清双方的具体情由后，依律例分析了案情：何存敬同何国安属于同姓不同宗，李何氏则是何国安一脉相传的亲闺女。但是李何氏没能继承父亲遗产，现在何存敬又想夺取何国安给她的银两与田亩。何况律例规定：“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由此可知，何国安的亲闺女李何氏是能够承受父亲的遗产的。

对此，许文濬又做了全面调查，“调查何国安账簿，内载付根子银先后三百元，根记丁粮银先后十一元二角。欠户、租户未有根记在内，其为非借非租无疑。何国安田地有国记、敬记、根记三户，根记即李何氏之名。二十亩之契据又明明在李何氏之手，确系分给亦无疑。”

依据律例，又考虑到情理，许文濬做出判决：“所有簿载李何氏银三百元，何存敬不准追索。其根记田二十亩，应归李何氏执业。惟自本年冬，漕起银粮应由李何氏完纳。汝两家以后务须仍归和好，不得以区区细故断绝往来，致乃父九泉不安也。”

判决后，许县令不忘叮嘱涉案双方，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官司伤了双方的情谊和感情，官司事小，而双方的和睦是最重要的。

同样分家产结果却不同

过去，家庭财产的分割也是一个难题，处理不当同样会纠纷不断，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许文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能够本着依法酌情处理，化解了不少矛盾纠纷。

《塔景亭案牍》卷五所载《余人俊》一案，余人俊一家因为三个儿子财产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

余人俊正妻是黄氏，生子守仁，续娶张氏，生子守义。妾竺氏，生子守礼。后来，余人俊年老多病，商议为三子分家。续娶张氏的弟弟张肖云提出“子以母贱”之说，议定将家产分为九份，守仁、守义各得其三，守礼得其二。其余一份为余人俊及妻妾养老。这自然惹得守礼不快，他不同意这个方案，闹到了县衙。

许文濬弄清原由之后认为，《春秋》之法，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未闻有子以母贱之说。同时表示，“庶子不是照样有继承家业主持家事的吗？有的庶子甚至当上族长，谁又敢轻视他呢？所以，同样是庶子，为什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何出‘子以母贱’之说，真是荒谬至极！”

于是，许文濬否定了“子以母贱”这一不合情理的说法，“总之母有嫡庶，子无贵贱。该职为三子析产，除提出本身妻妾终老之资，并依从俗例酌提长孙产业外，其余应三股阉分，以昭平允。”最后判决守礼等兄弟三人均分应得家产。

但是，在《塔景亭案牍》卷三中还有一起貌似雷同的案件，许文濬却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为何呢？

《秦子荷等呈》一案，案情是这样的：村民秦道和一家，幸赖其妻赵氏勤俭持家，治理有方，家境积蓄愈来愈多。再加上其长子子松种田之余，兼营商贩，家境蒸蒸日上，渐渐成为富有之家。后赵氏亡故，秦道和又纳妾熊氏，生双胞胎子荷、子莲。后来，秦道和分家时，邀同姻族人等议分家产，除为长孙酌留财产外，将产业分为十六股。秦道和与妾室两股，子松六股，孪生兄弟各四股。后秦道和去世，这孪生兄弟以自己分的少，分配不公为由，闹到了县衙公堂。他们认为：“母有嫡庶，子无贵贱。姻族议析家产，贵嫡贱庶，情理不平，请援案更正，以昭公允而免偏枯。”

接报后，许文濬进行了访查，得知“前有赵氏勤俭持家，后有长子子松振兴家业，子松可谓是此家之顶梁柱也。而秦子荷、子莲兄弟是纨绔子弟，坐享其成而已。”因此，许文濬训斥秦子荷、子莲不遵父命，意图平分家产。

“即使汝等之母为继母，抑或汝等同出于嫡母，而回想阿兄勤苦，亦应平情承受，以曲体老父之心。设当时三子平分，汝两人更应师法让梨，受少辞多，以明酬报阿兄之意。”因此，许文濬判决驳回这孪生兄弟的诉讼，维持其父原来的分配方案。

虽然，此案与先前的“余人俊案”有相同之处，但是此案经调查情形又有新的特点，所以许文濬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判决。

“七出”不是离婚的理由

婚姻纠纷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家庭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较难处理。许文濬则是一碗水端平，据实而判，圆满解决这些纠纷。

在《塔景亭案牍》卷五所载《刘志怡等》一案，就是一起奇特的离婚案，经许文濬审理，予以了公正判决。

刘王氏，三十一岁，二十一岁时嫁给刘志怡。刘志怡，三十二岁。刘家原有屋一进，后又添造一进，都是三间两厢，有田地四十余亩。结婚十年来二人并无口角，就是不曾生育，所以刘志怡想与刘王氏离婚，以便再娶。刘王氏却不愿意。

刘王氏的父亲王心礼认为女儿嫁给刘志怡十年多，从无过错。现在刘志怡要以“七出”之条中的“无子”提出离婚，那么女儿将来如何安身？因此求到县衙给个说法。

许文濬询问了族长刘尚仁，族长也表示，刘王氏勤俭持家，有口皆碑。

在本案中，如果依照“七出”律例判处，也是可以的，但许文濬总觉不妥，他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刘志怡与刘王氏结婚十年，婚前田只二十四亩，现在是四十余亩，可见刘王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操劳，符合“三不去”的“前贫贱后富贵”条。

在此综合考量之下，许文濬做出了判决：“令刘志怡将住屋后进三间两厢分与刘王氏居住，拨出田十六亩、地四亩，又耕牛牲畜农器什物匀分一半，统给刘王氏自行管理。田地不得以瘠壤充数，即著刘尚仁、王心礼协同分派，予限十天处理完毕呈报，以凭核夺。刘志怡续香火为重，买婢纳妾，刘王氏不得干预。刘王氏如欲收养女孩，以娱晚景，刘志怡不得阻挠。既据允服，均著具结存查。此判。”

这起奇特的离婚案，结果并不是依据简单的“七出”之条判决离婚，而是衡平双方的情由，在律例和情理之中，探求能够达到情法两平的最佳方式解决，达到了息纷止争的社会效果。

通过《塔景亭案牍》记载案例来看，许文濬依法合情合理地去为百姓断案，解决了一个个又一个的家务事纠纷难题，避免了家庭悲剧的发生，可谓是公正公平、深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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