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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金玮菁  记者  徐荔

根据民政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共有287.9万对夫妻选择了离婚，有数据显示，离异夫妻中，有一半是婚龄五到十五年的中青年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多由一方抚养，另一方则定期探视。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在与法院执行团队沟通中发现，夫妻双方离婚后，一方拒绝、妨碍、阻挠另一方探望子女的情况时有发生，探视权的执行成了法院执行的老大难问题。

申请执行人叫苦，想见孩子还得找法院；被执行人喊冤，孩子不想见有什么办法？一次次强制执行，眼看夹在中间的孩子越来越沉默，到底该怎么办？

“当婚姻走到尽头，如何不让孩子成为牺牲品？”宝山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开始思考。

母亲为见孩子，六年间八次申请强制执行

故事从检察机关帮助离异母亲探望孩子说起。

2016年3月，王某、张某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岁的儿子小星由父亲王某抚养，母亲张某具有探望权。但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母亲张某却很少能见到儿子。

宝山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在工作中获悉了这一线索。经过调查发现，离婚六年间，张某已就探望权问题先后八次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某不仅以各种理由阻碍张某看望儿子，还引导儿子远离母亲，这不仅侵犯了张某的探望权，也对小星的成长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小星一方面想迎合父亲，一方面又思念母亲，在两难之中煎熬，性格渐渐变得胆小内向。

在“指导”“监督”下，母子终相见

考虑到探望权人身属性强，需要长期履行，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配合，仅依靠传统强制执行手段难以实现良好效果，需要从家庭关系等深层次原因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宝山区检察院向宝山法院制发首份《家庭教育指导建议书》，建议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同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子女抚养理念。

法院全面采纳了建议，责令王某依法履行协助探望义务，并在指定时间地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宝山区检察院还会同法院组织双方召开面谈会，向王某阐明不履行探望义务的法律后果。同时，探索建立“探望监督人制度”，委托青少年事务社工作为探望监督人，协调、督促王某如约安排母子会见，保障每次探望时间不少于4小时。

经过多方引导、帮助和监督，王某和张某在探望权具体执行方式上达成共识，张某再没有申请强制执行。

解开心结，邀请前妻庆祝孩子生日

检察官更希望看到的，是即使离开了监督，张某也能定期看到孩子。于是，宝山区检察院充分运用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创新实践基地资源，通过心理学介入，“治心病，解心结”，委托心理咨询专家进行了深入调查评估。

根据调查评估发现，王某之所以一直阻碍张某探望，是因为双方家庭长期存在矛盾，王某要顾虑老人的态度。据此，专家通过心理照护、情绪疏导和认知改变策略对王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充分认识自己的行为动机，认识到父母关系对孩子心理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终于，王某打开“心结”，放下成见，愿意与前妻共同做好儿子的教育和保护。

几个月后，检察官收到了张某发来的照片，是她六年来第一次陪儿子过生日，还是在王某的邀请下。看着照片上孩子灿烂的笑，检察官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凝聚各方力量，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探索的步伐并未停止。在总结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宝山区检察院联合区法院、公安分局、民政局、教育局、妇联、团委签订《关于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施意见》，凝聚各方力量，整合家庭教育指导资源，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今年4月，宝山区检察院又联合法院、妇联，进一步细化《涉未成年人民事执行案件协作机制》，将心理干预手段融入家庭教育指导，运用于涉及未成年人人身属性的生效裁判执行工作。

检察官相信，只要家庭教育指导“走心、走实”，“执行难”问题就一定能“标本兼治”，只要各方力量“同心、同行”，就一定能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护。

据了解，该案被收入最高检、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的《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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