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杨琦近照

抗日志士郑苹如

慰安妇公证照片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有的勋章是挂在胸前的，有的勋章却是深嵌在血肉之间，日寇射出的子弹在上海监狱局离休干部杨琦身上留置了70年；不能让抗日志士流血又流泪，上海律协首任会长韩学章用专业学识，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电影《色·戒》原型王佳芝正名……

　　93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93年不短，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前赴后继。93年不长，“九一八”就如矗立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枚坐标，警示着这个古老民族，勿忘国耻，砥砺前行。记者日前从市司法局了解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抗日历程，也在其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之魂。

　　70年前的“不朽的勋章”

　　在上海一个宁静的街道，生活着一位百岁抗战老英雄——杨琦。他虽已白发苍苍，但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坚毅的光芒，那是岁月无法磨灭的英雄气概。

　　1925年3月，杨琦出生在上海宝山，12岁就进入上海《中美日报》当起了排字学徒。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排字工人吴一常。在吴一常的影响下，杨琦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市印刷业业余联谊会。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2月的一天晚上，吴一常把三四十名工人全部召集起来，详细诉说了皖南事变的经过。所有人听了都非常气愤。”杨琦说，当吴一常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闹革命，怕不怕被杀头。杨琦当场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誓死不做亡国奴，即使被杀头也不怕。就这样，杨琦从一名报社学徒，变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

　　很快杨琦就感受到了战争的危险和残酷。加入新四军还不到一个月，杨琦所在的部队遭到了敌人的清乡扫荡。

　　1941年4月30日，部队突然遭遇日军包围。突围中，杨琦未跟上大部队，走散了。“我看见村口路上跑来两个端着明晃晃刺刀的鬼子，赶紧转身躲到了路边的桑树林里。由于桑树下的蚕豆已经长高，加上我的年龄小，体型也小，趴在蚕豆丛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但杨琦却看到了战友宗励被抓住的全过程。据说，宗励被解押到无锡后被杀害了。“鬼子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了无锡城头。”想到这一幕，杨琦至今义愤填膺。

　　1942年9月7日晚上，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杨琦冲在最前面，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我们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医务人员只是拿不锈钢探条伸进伤口探寻一番，没有发现子弹存留，就包扎了伤口。没想到这颗子弹还是在建国后的一次体检中发现的。”杨琦本想这颗子弹就等自己百年以后，再拿出来留给子女做个纪念。不承想2010年，腿部开始感染，没有办法只好做手术将子弹取出。

　　就这样在杨老众多的荣誉勋章之间，又多了一枚只属于他自己“荣誉勋章”。

　　为抗日志士郑苹如鸣冤的大律师

　　郑苹如是电影《色·戒》主人公王佳芝的原型，但她绝不是王佳芝。电影中，王佳芝死于情劫，而现实中的郑苹如却以身殉国。

　　但在这位抗日志士身上，却曾经萦绕着的是一个桃色新闻。为此，上海市律师协会首任会长韩学章在郑苹如被枪杀6年后，用铁证在法庭上为她正名。

　　完整还原出这段隐秘历史的是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副主任、中国公证协会文化建设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煜。蔡煜告诉记者，他是韩学章女儿顾韩君的学生。“我记得当时韩家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韩先生在特别法庭辩护的黑白大照片，一走进门，历史感就扑面而来。”蔡煜说，此后他在翻阅《申报》等解放前的文献时，才了解到韩先生这段不为人知，却又在当时振聋发聩的义举。

　　郑苹如是韩先生在上海法政学院的同学，于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地下工作，因刺杀大汉奸丁默邨未果，于1939年12月26日被捕，并于1940年2月被杀害。经手郑苹如案件，对于韩先生来说，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还冒着不可知的政治风险，并且从案件本身来说，取证困难。因为当时郑苹如牺牲已经有6年多，一些人证与物证已不复存在。但韩先生还是冒着很大风险，和她丈夫顾维熊律师一起办理此案，明确要求“为凭藉敌势残害忠良，诉请严予处刑以彰国法事”，驳斥丁默邨辩解。

　　在1946年11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审判丁默邨过程中，审判长推事金世鼎就用较多时间询问丁默邨关于郑苹如被害情况。

　　从1946年12月1日起，《益世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各大报刊，先后刊登有关郑苹如被害的相关报道。通过媒体刊登，成为一个社会热点新闻，激起社会各界对郑苹如志士极大同情，使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这种高超的斗争策略，与韩先生高超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与国民党当局特别是司法当局斗争经验密不可分，也与其丈夫顾维熊律师的亲密配合，密不可分。

　　在1947年1月1日开幕的由上海市博物馆主办的抗战文献展览会上，郑苹如的遗像遗墨被郑重地摆放在第一陈列室设专橱陈列。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庭于1947年5月1日作出判决，判处“丁默邨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最终丁默邨于1947年7月5日被执行死刑，结束可耻的一生。当年冬，国民政府以郑苹如功不可殁，特令奉祀上海忠烈祠。

　　2009年6月6日，郑苹如的青铜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揭幕。正如著名作家郑振铎颂称她：“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女间谍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却是多刺而艰苦异常的。但为了祖国，她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死亡线上。”（注：有关郑苹如的主要内容曾刊登于《世纪》2024年第3期）

　　以公证守望历史

　　“日本人要来坏我，我不同意的话就要用刀来逼我。”2001年，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受理了一批特殊的公证申请。1938年，日军在崇明强征“慰安妇”。时隔63年，有三位受难者提出公证申请。这3位慰安妇是在1937年至1939年被迫沦为军妓，饱受凌辱。在公证的同时，她们还委托律师为她们进行民间赔偿案诉讼。这是公证部门首次受理“慰安妇”证据保全事项。日军侵华期间，20多万中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截至目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人数仅为9人。

　　据慰安妇保全证据公证经办公证员周根全回忆：“2001年的2月14号，我们奔赴崇明办了一个慰安妇的公证，这样的公证当初在行业里面从来没有公证处办理过，经过多次讨论下来，我们还是决定用公证员问询，然后进行记录的方法，解决公证的办理问题。”周根全介绍说，整个公证的流程就是在与老人交流前，要确定她们的行为能力不存在障碍，签署一些相关的法律要求的文件，然后就开始和老人交流，将她们的亲身经历通过口述的方式，以公证文书表现出来。“确认笔录无误后，老人是按手印盖章，家属再在上面签字。”

　　朱巧妹就是这三位参加公证的“慰安妇”之一，当时她是国内年纪最大的“慰安妇”。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96岁高龄的朱巧妹，带着未了的心愿走完了她艰苦的一生。她的这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希望法院能还她一个清白。2001年的公证，让朱巧妹的死有了不同的意义，公证后就有了证据保全。

　　朱巧妹虽然离去，但她所受的屈辱终有一天会得到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