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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源远流长。现代法学人才经过法学院校的培育，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了诸多力量。
我国最早的“法学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彼时的首所“法学院”是私塾形式办学，但教育和普法效果却相当惊艳，在当时掀起学法、用法的文化热潮，甚至引领了一场思潮运动。首位“法学院院长”就是有中国律师鼻祖之称的邓析，邓析自制《竹刑》，自办法学私塾，教习法律，自己宣传和推广诉讼经验，推动诉讼风潮盛起，可谓法家之先行者与践行者。
邓析法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邓析法理思想丰富，观点先进，极具个人特色，又兼有理论实际，主要如下：在法理思想层面，邓析提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里的“法”是作动词使用，是效法的意思，“先王”是指（尧、舜二帝）。
意思是法律不应该一直效法之前帝王的思想，而应该适时的改变，与时俱进。他认为“先王”及其“礼义”并非是不能改变的圣物，其中也有些不见得正确的内容，提倡从现实出发重新制定法律，法律应该获得必然的、正当的发展，而不是陈旧于过去固步自封。
在法律学科建设层面，邓析称法学为“刑名法术之学”，并自办私塾教授法律，自此拉开了“法学”学科建设的先河。传到先秦时，法家将“刑名”与“法术”相结合，初有刑法之意，并行刑罚之实，为法律的教育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
在法律逻辑层面，提出了“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两可”就是从事物的两面性来看，任何一面都有其存在并合理的价值，站在诉讼当事人双方，并从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来解释法律，都是可以的、可行的，有意义的。
这是一种唯物辩证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具有先进性。通俗来说，就是人要善于换位思考，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换在对方的位置，或从对方的角度来审视同一件事，必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法律实践层面，主张“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诡辩之术。通俗来说，就是在辩论过程中，为了实现诉讼目的，摆脱面临的困境，转移焦点，延伸拓展，巧妙否认，避重就轻的话语之术。
诡辩之术虽有“模棱两可、混淆是非”之嫌，但是如果用得巧妙，还能生出奇趣，获得意外的效果。这其实蕴含着辩证思维的科学元素，是人思维能力的全面性，统筹性发展的逻辑提升，也与现代的竭尽全力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职责追求趋向一致。
邓析在丰富的法理思想支撑下，渴望做出一番事业，推行自己的法理主张，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法治实践举措。
开办“法学院”、教授法律
邓析开办“法学院”，并亲身教授法律，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一项艰巨又繁琐的普法工作，他为什么还要迎难而上呢？
首先，这与邓析的身份和思想主张有关，他是郑国大夫，在当时也是有权有势的名门贵族，有自己的想法，内心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就需要一个宣传自己思想的地方，而开办“法学院”，通过公开授课的形式来推广就是最好的选择，不但可以避免逐一讲授之苦，还能推动学风和文风的转变。
其次，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私人立法者，《竹刑》的制定者。邓析为了反对子产的“铸刑书”而制定《竹刑》，其思想主张当然不能得到官方的推荐和认可，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亲身去传授，才能获得传播的效果，私法才有成长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邓析不是对子产的公布成文法的行为不满，而不满于他未彻底否定周礼、实行法治革新，其思想比子产更激进，因而对子产的改良周礼不够彻底不满，才私自制定了《竹刑》。
最后，邓析与子产同朝为官，本质上有渴望做执政者的政治野心。一个有能力又有思想的郑国大夫，渴望实现自己的治理理念是再正常不过的。
在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不断碰撞出火花，文化思潮涌动前进的时代，为其开设“法学院”教授法律提供了舆论基础。
由上可知，邓析不仅是一个思想丰富，而且是一个在实践层面敢想敢做的人，所以才会以办私塾的形式自行普法，并取得良好的法治效果。
优秀的教育成果
在文化革新、思潮涌动的春秋时期，思想激进、底蕴深厚、能言善辩的邓析思想体系得以形成，并在法律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所以后世称其为“辩者”泰斗，律师“祖师爷”，是对其当时取得的法律教育成果的认可，是他优秀的法理思想和诉讼技巧流传于今所引起的共鸣。虽然他的辩术有诡辩之巧，还有专挑法律漏洞之嫌，但技艺高超，符合律师为当事人全心全意服务的价值追求。
邓析办私塾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引发了郑国新的思潮，甚至有“郑国大乱，民心欢哗”的记载，足以说明其法律教育成果之可观，所以邓析也被称为“古代第一诉师”。其取得的法律教育成果值得大书特书：
一是普法效果明显。
邓析虽然是设立私人“法学院”来开展法律教育，但对法律价值的追求却是为了国家治理和进步革新，为了大众利益追求，所以获得不可胜数的百姓的支持。加之其非常熟悉法律，利用“法学院”的课程体系，全方位地讲解法律，并对学生传授法律实操方面的知识和诉讼方法，因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律培训者。他教的都是百姓关心的事，能现实解决大众的实际利益需要，所以普法效果非常明显，深受民众欢迎，因此桃李满天下。
二是辩证教授大众学习法律。
法律学习需要逻辑思维的延伸，也需要辩证思考的把持，而邓析在讲解法律时，充分运用逻辑推理的名辩方法，正反两面解析法律规定，让学生能迅速理解法律的概念，发现权利的生存空间，探寻到案件事实的潜藏所在。
这与子产公布成文法有关，在成文法公布后，当时社会上就出现了专门研究法律运用，帮助人们打官司的讼师，邓析只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之一，得以将诉讼技巧发扬光大。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教授法律。
邓析不仅传授大众法律知识，讲解诉讼技巧，告诉他们如何打官司，自己也亲自上阵，参与到诉讼实践中，帮大家出庭应诉；又将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再次传授讲解，是在法学教育层面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据《吕氏春秋·离谓》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说明邓析法学教育不仅教授了法律，还带动了民间诉讼的风潮，侧面说明普法效果良好。
从邓析在一个大案件中收一件外衣，简单好办的小案子收一条短裤来看，邓析参加诉讼和提供法律咨询是要收“律师费”的。
对后世的影响
最后邓析因伸张正义而死，因法而亡。他所著作的《竹刑》因有合理性与科学性，所以相关法律主张被延用。
邓析作为法家先驱，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的作用，他的辩论名篇和法学论文，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邓析的一系列诉讼实践，相当于现代社会中律师的角色，不仅有开创先河之光荣，他的法庭辩论技巧和处事方法，在现代庭审制度下仍有实践的空间，为后世的“法治”学说的完善提供了基础。
一是邓析开办私塾教授法律，具有专科研究和专注学术的引领作用，为后来的系列法律教育，开办法学院奠定了基础和方向，由此打开一扇普及法律的窗户。
二是他将法学教育紧密结合法律实践，特别是结合司法实践进行，为法学教育的理论升华，实践检验提供了借鉴方向。
三是邓析开展的全民普法法律专科教育，对提高大众素质和法律意识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做法和经验，被后世所发展和借鉴，由此衍生出更先进、更全面的法治理念，更切实可靠的诉讼技巧和经验，对推动法治的进程贡献颇多。
邓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敢为天下先的法律普及教育，是需要果敢的勇气和充实的智慧。
邓析的先行先探，值得敬重，值得缅怀。他携法理以诡辩，助民学法、守法、用法的普法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法治的进步和发展，可担当起“法学先驱”之称谓。（戚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