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特殊的跨省社区巡回法庭在村委会大院开庭审理 侯晓晖 摄

拿到临时身份证当天，张老伯感谢帮助他“活过来”的白云法官 记者 沈媛 摄

　　□  记者  胡蝶飞

　　“我终于是有身份的人了！”“谢谢，太谢谢了！”深秋的上海，在静安区芷江西路派出所里，67岁的张老伯从社区民警金俊手中接过临时身份证和户口本时，连声道谢。

　　阳光打在他被帽檐遮挡的脸上，忽明忽暗。他略微颤抖的手反复摩挲着证件，因为这张小小的卡片，终结了他长达十三年的“死亡”人生。

　　为何明明活着的张老伯会被宣告“死亡”？没有“身份”的日子里，他过着怎样“隐形”的生活？近亲属不配合，他又如何证明“我是我”？近日，记者对话张老伯和帮助他“活过来”的法官白云，探寻上海首个跨省社区巡回法庭背后的故事。

　　一纸判决，他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死者”

　　“民警告诉我，我2012年就‘死了’。”

　　时间拉回到2001年。彼时，张老伯突然选择离开了家，前往江苏一带打零工，随后与上海家人逐渐失联，甚至杳无音讯。妻子独自带着女儿苦寻数年无果。2008年，张老伯家人急于办理老房拆迁户籍手续并申领动迁款，却又找不到张老伯签字，妻子于是以“下落不明满四年”为由，向法院申请宣告张老伯死亡。

　　法院经法定程序审查后，作出宣告张老伯死亡的判决，其户籍随即被注销。而这一切，远在外地的张老伯毫不知情。

　　直至2018年夏季，张老伯遗失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回到上海前往户籍地派出所补办时，系统弹出的“户籍注销（死亡）”提示，让他第一次直面这一现实困境。“民警告诉我，我早在2012年就已‘死了’。”张老伯回忆。

　　按照法律规定，撤销死亡宣告需举证证明“被宣告死亡人仍存活”，而近亲属的证言与亲子鉴定，是最直接的证据。为找回身份，张老伯试图联系妻子与女儿，但没有得到回应。妻子以“当年失联致家庭困顿”为由，拒绝配合撤销死亡宣告；女儿则拒接所有电话，亲子鉴定的请求更是无从谈起。

　　近亲属的不配合，让张老伯陷入“无法证明我是我”的举证困境。他也曾想办法“找门路”，甚至在法院门口被骗子以“代办身份”为由骗走5000元。“人家说给5000块两周就能办好，结果人跑了，我连骗子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

　　直到今年9月，身体每况愈下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了静安区人民法院的大门，提交了请求撤销死亡宣告的申请。

　　一场庭审，奔赴外省调查求证“我是我”

　　“十三年了，我终于证明自己还活着了。”

　　这桩特殊的“撤销死亡宣告案”，落到了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白云的案头。

　　“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均视为终止，这意味着医保、社保、出行、就业等基本民生权利都无法保障。”白云深感揪心：张老伯父母、胞兄均已离世，原居住地已拆迁，妻女拒绝配合举证，仅存的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因年代久远模糊不清，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张老伯即为被宣告死亡的张某某”。

　　“不能让老人因举证困难继续‘隐形’下去。”经研判，白云将调查方向锁定至张老伯户籍迁入上海前的原籍——安徽省凤阳县某行政村。“近亲属不配合，基层组织的证明、乡邻的共同记忆，就是最扎实的证据。”

　　五天后，白云带着法官助理、书记员驱车400余公里赴皖北乡村开展实地调查。在当地村委会协助下，办案人员走访了十余户村民，逐一核实张老伯的身份特征与生活轨迹：年过七旬的村民能清晰回忆起他青年时期为村里修屋顶、春节返乡祭祖的细节；村委会书记调取的上世纪90年代村级集体照片中，可辨识出青年时期的张老伯，其眉眼、面部特征与现貌吻合。

　　为了让证据更具法律效力，保证程序正当性，一场特殊的跨省社区巡回法庭在村委会大院开庭审理。简易法庭由几张长桌拼接而成，正中央悬挂国徽，村委会特意搬来遮阳棚应对高温，十余位村民自发旁听庭审。

　　“他就是张老三，每年清明都回来给爹妈上坟！”“他小时候还拿过我家的枣，我记得清清楚楚！”庭审中，8位村民轮流出庭作证。村委会出具加盖公章的《身份证明》，均指向“张老伯系本村村民张某某，实际仍存活”。

　　法院当庭作出判决：撤销2012年对张某某的死亡宣告。

　　从立案到判决，该案耗时仅9天。判决后，掌声在大院里响起，张老伯有些激动：“十三年了，我终于能证明自己还活着了”。

　　一张证件，终结十三年“空白人生”

　　“感谢法官，让我‘重生’了。”

　　无户籍、无身份证的十三年里，张老伯的生活被压缩至“灰色地带”：用侄子的身份租房，打日结的零工，生病从未进过正规医院，只能找外地医生开的小诊所；回安徽老家扫墓连火车票都买不了，只能辗转乘坐不用实名的大巴，来回折腾两三天。“我连银行卡都办不了，赚的钱只能打到侄子账户里。”张老伯说。

　　拿到判决书后，在法官和社区民警的帮助下，张老伯终于有了自己的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不久也将拿到属于自己的正式身份证件。

　　“你现在有身份了，最想做什么？”“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去办张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然后办社保、医保。”张老伯的回答带着期待。

　　张老伯的案件，正是法院对涉老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的缩影。

　　静安法院将这起案件标记为涉老全流程关护“红色案件”，优先审理、跨域调查。打破地域限制，把巡回法庭开到外省村口，不仅查清了事实，更让司法服务走到了群众身边；与基层村委会联动，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破解无法证明“我是我”的民生困局。

　　“感谢白云法官，让我‘重生’了。”这是张老伯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下的感谢信里的话。

　　从“法律意义上的死者”，到重新拥有身份的正常人，13年后张老伯的“新生”，便是司法为民最生动的注脚。

　　法官手记

　　今年9月，我受理了张老伯的撤销死亡宣告案。第一次在接待室见到他时，他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死亡宣告判决书复印件，眼神里的无助与焦灼，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按照常规流程，撤销死亡宣告需要近亲属证明，可张老伯没有。我和团队当即决定：跳出固有思路，去他的原籍安徽凤阳，找最真实的“活着的证据”！于是，我们驱车400多公里来到那个小村落，请村委会协助联系老村民，收集他们和张老伯相处的点滴回忆。巡回法庭上，村委会出具盖章证明、村民们当庭作证，完整的证据链就此形成。张老伯说“终于能堂堂正正做人了”，我当时鼻子也一酸，觉得跑这400公里值了。

　　这是上海首例跨省社区巡回法庭，现在想想，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张老伯恢复身份，更是对司法服务模式的一次创新探索：突破地域壁垒，将法庭开到外省村落，解决异地取证难、程序衔接不畅的痛点，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贴近群众需求，把法庭从肃穆的审判楼搬到村民熟悉的大院里，让大家直观感受司法公平，学会依法维权；凝聚治理合力，与村委会组织密切联动，推动司法服务与乡村体系深度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法治新格局。

　　办案十多年来，我始终觉得，司法为民，就是要在程序之内多一份主动，在法条之外多一份共情。未来，我们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前行，把司法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更多角落，让每个人在司法案件中不仅感受到公平正义，更触摸到法律背后的温暖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