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图
□ 记者 徐荔
分享学习体会的现场突然陷入沉默，变成认罪悔罪大会；
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的罪犯觉得比他瘦的民警才是更有力量的；
硕士学历的罪犯竟觉得小学文化水平的人有值得自己学习之处……
这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变化都发生在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让这些“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契机是监狱民警开展的讲书活动。
2025年6月起，五角场监狱五监区党支部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启动了“矫正心锋”党建品牌创建工作。其中，首项主打活动就是提出“用心改造罪犯，争做法治先锋”口号，发动35岁以下青年民警开展主管民警进监组讲书活动。希望通过主管民警讲书，以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为落脚点，同步推进民警能力素养建设。
为什么会选用讲书的方式？这还要源于监区长魏犇的一段经历。在2018年12月至2021年11月期间，魏犇每逢周三教育日或自己值班时都会给罪犯讲书，直到工作变动，魏犇的讲书才告一段落。而就是在这段讲书的时间里，变化在多名罪犯身上悄然发生……
因一通亲情电话意外开启的讲书
讲书的缘起是2018年12月的一个晚上，那天正是魏犇值班，他在一名罪犯拨打亲情电话时注意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那名罪犯的电话是打给女儿的，电话里，罪犯接连询问女儿的情况，包括学习、人际关系、身体状况等方方面面，可见他对女儿的关心和挂念。可是，电话那头的女儿的回应极为简短，只有“还好”“嗯”“好”“知道了”等寥寥数语，明显透着不愿多说的疏离。5分钟的通话很快结束，魏犇看着那名罪犯缓缓放下话筒，轻轻叹了口气，低着头默默走回监房。
魏犇也有孩子，同为父亲，他完全能体会那名罪犯当时的难过与无奈。恰好那几天，魏犇正在听书——《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还买了实体书细读。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罪犯中不乏“父亲”，也普遍存在亲子关系问题，为什么不借鉴“有声书”的方式，给罪犯讲讲这本书呢？或许能帮他们学到改善亲子关系的方法。
就这样，魏犇尝试利用给罪犯集体讲评的时间讲书。起初，讲的多是育儿、婚姻、沟通技巧类书籍，讲书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模仿讲书音频，做一名知识的“搬运工”。而随着讲书次数的增多，讲书的主题也逐渐更为深刻。当魏犇开始给罪犯讲《论语》《道德经》等国学时，他开始花心思提前“备课”。而魏犇的这一尝试也得到了其他监狱民警的支持，当时的出监监区教育副监区长特意送来了十套“经史合参”项目教材，让魏犇的讲书更有的放矢。
学习分享会上的沉默让他松开拳头的纸片
讲书对罪犯的影响，是魏犇在偶然中发现的。坚持讲书大约一年后的一次集体讲评时，魏犇安排10名平时服刑表现较稳定的罪犯，结合之前的讲书内容，谈谈自己在服刑改造、家庭等方面的体会。其中一名罪犯起初谈的学习体会很平常，但讲到老婆孩子时，却突然声音哽咽，眼眶泛红，沉默片刻后说“对不起老婆孩子”。话音刚落，不少罪犯低下头，现场陷入一片沉默。突如其来的安静也让魏犇一时愣住，过了一会儿，下一个罪犯也开口了，说起自己的罪错、对不起家人，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内心满是痛苦。紧接着，后续其他罪犯的发言都围绕着反思自己的罪行进行着，原本的学习交流会变成了认罪悔罪大会，自我批判与沉默交替进行。
那场面，让魏犇至今记忆犹新，也是从那时起，魏犇对讲书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他每讲两次书，就会组织一次交流会，形成了罪犯自我教育的机制。
还有一名因讲书而“蜕变”的罪犯让魏犇印象极深。这名罪犯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因为寻衅滋事获刑。到五角场监狱服刑的第一天，他就显露出冲动暴力的特点，还因违纪被严管。后来，他分到魏犇负责的监区，被要求参加每周三的讲书活动，那时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有时魏犇值班，还会给部分罪犯“加餐”讲书，这名罪犯也被要求必须参加。“他从一开始吊儿郎当、不屑一顾，到后来眼睛看着我听，再到后来拿张纸记录，一点点在发生变化。”魏犇记得，在这名罪犯最后还剩10个月的刑期里，再没打过一次架，“他后来还常常主动找我，说自己文化水平低，很多内容听不懂，希望我再给他讲一讲。”
这名罪犯还说了一番让魏犇感触良多的话：“以前我觉得谁拳头硬谁就有力量、有道理。但这次服刑，我发现书比拳头更有力量。你看你这么瘦，我这么壮，可其实你比我更有力量。我知道自己脾气差、爱打架，也怕再进监狱，但这次服刑让我感觉，我不会再到这个地方来了。”
释放前一天，这名罪犯递给魏犇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他告诉魏犇，每次他想跟人吵架的时候就会拿出这张纸片看看，然后就会松开拳头。
“他说他要走了，把纸条给我留个纪念。”魏犇打开纸片，上面写着一段出自《正念的奇迹》的话：“当你的心获得解脱，你会心怀慈悲；对自己慈悲，因为你曾受过无数的苦，因为你那时还不能将自己从邪见、憎恨、愚痴与愤怒中释放出来；对他人慈悲，因为他现在还未能看清自己被邪见、憎恨与愚痴囚禁，并因此继续被囚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痛苦。”
更认真的居然是他？讲书带来意外收获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讲书，后来，魏犇特意选了教育文化水平不同的罪犯一同听他讲书。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而有的则是研究生。带领他们学习《论语》第一章后，魏犇逐一谈话。问到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罪犯时，他果然说“听不太懂”，但紧接着又说：“虽然听不懂，但队长你每天花这么多精力给我们上课，我们都挺感动。我知道，你是真心希望我们好。我怕让你失望，作业本上的作业真的尽力在写。你放心，就算学不好，改造上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而问到研究生时，他告诉魏犇：“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我们当中学习最认真、写作业最仔细的，竟然是那个小学文化的人，写作业时还总来问我这问我那。一开始我觉得他又笨又烦，可看着他这么笨还一直这么认真，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傲慢了。其实每个人仔细观察下来，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听讲书的收获从来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
其实，除了罪犯通过听讲书学习相关知识、树立正确理念，魏犇也因此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魏犇回忆，在他坚持讲书后，罪犯对他的信任度增加了不少，教育矫治成效明显有所提升，甚至有罪犯主动反映其他罪犯的违纪行为。
对于这项意外“收获”，魏犇也颇有感触，他说：“若把监狱工作比作一场足球赛，民警与罪犯便是对阵双方：执法能力是防守能力，我们守的‘球门’是监管安全。教育改造能力是进攻能力，我们要突破的是罪犯改过向善的大门。不断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推动罪犯悔过向善，才是新时代监狱工作的意义与使命。‘管’‘教’本是一体，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严格规范执法，自然是营造良好教育环境的关键；但教育工作做得好，也会使监管安全的压力极大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