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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芬
“法官，我不同意赔偿。我是通过合法渠道进的盲盒笔，构成合法来源抗辩……”一名中年男子在被告席上低着头，侃侃而“念”。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领域一个专业名词。眼前这位被告能如此滔滔不绝，如果他是知法犯法，还能构成合法来源抗辩吗？审判台上的我直接给出疑问。
“法官，我没学过法，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有你之前关于这个盲盒笔的判决，也有二审的。我是照着你的判决念的。”
拿着我的判决，在我的法庭上对抗原告？这样戏剧化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审判台上全神贯注的我，思绪电光石火，回到2022年。
5元的笔要赔8000元？
开了近三十年的烟杂店，林老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因为店里5元一支的盲盒笔，被带到了法院被告席上。
这一年，同样感到“意外”的还有我。2022年，随着上海法院知产审判由集中管辖调整为属地管辖，每个基层法院均设立了知产审判团队，我从侵权审判进入全新领域，感受到知产的森严壁垒。
基层法院知产案件审理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身经百战的双方律师行云流水般唇枪舌战，要么是紧张惶惶的被告竹筒倒豆子讲故事，几乎没有中间地带。由女儿搀扶进来的林老伯，属于后者，法庭应对随意而无序。
我在庭前已经仔细阅卷，案情比较简单：原告某动漫公司是全国首批百家动漫企业，在第16类文具商品上先后注册了多个“叶罗丽”商标，又以核心原创品牌“叶罗丽”为中心，形成了全产业链，后开发出“叶罗丽”盲盒笔上市售卖，售价9.90元。2021年，原告调查发现，被告林老伯未经授权许可，在店铺中销售包装上印有“叶罗丽”商标的盲盒笔，于是起诉林老伯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及维权成本5000元。在庭前的电话联系中，林老伯表达了强烈的调解意愿。案件应该能调解，结合案件标的，我做了一个轻松预判。
“低于8000元，不调。”原告律师一口价，没有回旋余地。
“8000！”林老伯激动了，“你们第一次来店里，开口就是要8000，我们吓坏了。我们不是故意冒犯你们的，我们不知道‘叶罗丽’是商标啊。司法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告诉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后，我们回来就销毁了这些笔。”
构成合法来源抗辩吗？
案件进入正式审理。我了解到更多情况：林老伯的烟杂店是家中一间临街的小卧室改建而成，面积10.44平方米，由于对着一所小学，林老伯又年事已高，近两年来开始转型售卖文具和玩具，且只在放学时段卖一两个小时。
2021年9月，林老伯在批发市场进货时看到涉案盲盒笔，于是进了一盒，共36支，批发价一支2.30元。林老伯把笔放在店里“五元区”销售，卖了快一半。
经过庭审可以认定，林老伯销售的盲盒笔确实侵犯了原告商标专用权。但相关法律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林老伯的情形是否属于合法来源呢？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林老伯主动提供了进货的批发商，是位于某批发市场的一家文具店。同时，提交了九张单据，这些单据形式多样，有打印小票形式，也有手填式或打印式清单，买卖商品基本为10元以下文具。
原告认为，林老伯提供的单据没有公章，且在网络上并未查到某文具店的商家信息，所以不认可林老伯证据的真实性。
“法庭之上，只有证据，没有事实。”这句法谚以绝对的语气道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而庭审，则是举证与质证较量的舞台。原告律师给出精准的反击。林老伯无奈地说：“批发商给买方提供的是收据。”
“有微信或者支付宝的转账记录吗？”我提示。
“我年纪大，不会使用这些，都是现金支付。”林老伯的声音更低了，但又燃起希望，“我女儿可以带原告律师去批发市场找这个店铺。”
本案中，林老伯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认定合法取得的规范性文件，如果文具店作为证人到庭接受双方质证，可以补强林老伯证据的证明力。
“我们只能带着原告律师去批发市场……”林老伯反复地说着。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如果林老伯不能证明合法取得涉案侵权商品，恐怕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依托机制求教“外脑”
根据日常经验，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存在商品种类繁多、货源丰富、数量庞大、流通成本低、流通效率高等特点，导致相关交易欠缺规范性、严谨性。如果就此否定这些证据，会不会沦入机械司法的窠臼？我和助理在网上搜索相关判决和文章，但在证据认定上还是所获甚少。怎么办？
当时，上海法院正积极推进与法学院校的合作交流，为响应上级号召，院里聘任了一批知产领域的法学专家，充分发挥“外脑”“智库”作用，强化辖区内知产保护。我为什么不运用这一机制，解决我的审判疑难呢？
于是，我大胆向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请教。王迁教授非常认真地给出意见：合法来源抗辩实质是无过错抗辩，反映的是过错责任，应该依照民法原理判断销售者有无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合理注意义务的程度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与行业、商品的价格、交易渠道、交易习惯、销售者的规模和专业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必须进行个案判断。
在王迁教授的指导下，我在判决书中详细分析了被告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理由。
找到那块“砖石”
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知产判决，我心里七上八下，反复审视这个案件。高尔斯华绥说过：“法律就是一座雄伟的大厦……它的每一块砖石都垒在另一块砖石上。”这个案件是一块一块砖石垒起的吗？在法律上，专家为我把关了。那么，在事实上，我做扎实了吗？这个案件，发票没有、转账记录没有、批发商在网络上搜索不到，而我的合法来源认定是建立在批发商和交易真实存在的基础之上！对，我还差一步，我要去垒起我的砖石。
我带着助理和原告律师以及林老伯的女儿，来到了林老伯所说的批发市场，走上三楼，果然，正是林老伯在法庭上提到多遍的文具店。我的砖石在这里！该文具店还告诉我们：原告已与涉案侵权商品的生产商达成了13万元的和解协议，协议已履行完毕。至此，一切尘埃落定。
原告律师在一旁由衷地说：“郭法官，你为这么小的案子到现场调查，赞！”
向过度维权说“不”
盲盒笔案件不是个例。基层知产审判中，存在大量过度商业维权案件，这些案件存在这样的特点：原告起诉模式已经程式化，案件层层分包，取证、出庭各有其人，流水线作业；被告多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不懂法也怕麻烦；案件基本和解撤诉结案，和解金额远超被告获利。这样的维权模式不仅挤占司法资源,而且污染了权利保护的碧海蓝天。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在判决中不仅驳回了原告关于经济损失的请求，对于其维权成本我也不予支持。原告平生第一次遭遇滑铁卢，对判决全面上诉。
等待的过程是难捱的。等待中，最高法一份判决向过度维权明明白白宣示态度：权利人应注重打击侵权源头，重点通过起诉制造者以有效维权，而不宜仅选择小微零售商为被告；人民法院在保障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对权利的行使依法予以引导，以保障有限的司法资源能为权利人提供必要且充分的司法救济。
2024年1月，案件的二审判决来了——维持原判！同时，我也收获了知产审判中当事人送来的的第一面锦旗。
思绪收回到法庭上。看着眼前这个认真读着判决、捍卫自己权利的被告，许多的片段升浮：我和助理冒雨去取证、法院设立知产审判专家智库、各级法院谨慎审理果断下判、最高法院设立案例库……这里的每一个事件都有意义，看似是单一孤立的存在，但百川归海，终成涓滴。为知识产权提供高质量司法保护，值得每一个法律人一环扣一环、共同努力！
（主审法官：郭芬，静安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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