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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6-04-03</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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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CDATA[妈妈虐待获刑，爸爸“背娃送外卖”……]]></标题>
    <副题><![CDATA[如何为小小的他“撑伞”？上海“未检”为流动未成年人照见暖光]]></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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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DATA[季张颖]]></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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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CDATA[    □  首席记者  季张颖

    在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程慧的手机里，有一张她初见磊磊（化名）时的照片。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冬日，上海寒风萧瑟，派出所里两岁的磊磊仅穿着单薄的衣衫，民警不忍，为他披上一件大人的衣服御寒，宽大的外套更衬得他身形瘦小……

    磊磊的爸爸是一名外卖小哥，在上海辛勤努力工作，妈妈何某某（化名）虽为家庭主妇，却并没有把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上，反而长期以殴打、捆绑甚至人格侮辱等方式虐待亲生儿子。妈妈获刑后，磊磊爸爸一度“背着孩子送外卖”。

    作为人口导入型城市，上海流动未成年人数量庞大，如何让监护权保障更加到位，服务供给更加完善，是上海让城市更有高度、更有温度的必答题。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记者近日对话未检检察官，探寻个案背后司法守护的力量。

    虐待亲生儿还拍视频引公愤

    2024年底，某街道居委会得到社区居民反馈线索称，磊磊家经常传来打骂声，因怀疑磊磊遭受妈妈虐待，网格员随即将这一信息上报给了检察机关。与此同时，磊磊的爸爸张先生（化名）在一次夜间打骂争吵中报了警。

    “我们接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核实，那是个特别可怜的孩子，看了叫人心疼。”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程慧不自觉地皱紧了眉头，眼神里满是对磊磊的疼惜，“小小的一个人，比同龄人要更矮小一些，而且骨瘦如柴，眼神呆呆的，身上还有一些被打出来的青紫伤痕。”

    经过核查，检察机关进一步掌握了磊磊家的情况。“他的爸爸是一名外卖小哥，这个家庭主要是靠他养家糊口的，妈妈何某某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好吃懒做，逃避甚至憎恨抚养孩子。”

    程慧告诉记者，何某某经常不给孩子吃饭、对孩子进行打骂发泄不良情绪，所以磊磊的精神和身体情况都不是很好。程慧透露，磊磊妈妈为了图清理衣服方便，有时就让磊磊穿个短裤；自己要出门为了省事，就把磊磊绑在淋浴房内，让他自行解决。

    更有甚者，何某某还会将虐待磊磊的行为拍摄成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慨。也正因此，经常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磊磊爸爸直到在亲戚的提醒下，才得知了何某某对孩子实施的这些虐待的行为，并在一次深夜的打骂中忍无可忍报了警。

    妈妈因虐待罪获刑，撤销监护人资格

    事实上，对于法律意识淡薄的磊磊爸爸而言，他并不知道虐待会构成犯罪，打这通报警电话，更多是希望由警察出面制止妻子的打骂行为。公安机关介入后，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随即把案件通报给了检察机关。

    考虑到虐待罪原则上属于自诉案件，但磊磊爸爸并不想真的追究妻子的责任，不愿代为提起诉讼，而磊磊只是个2岁的孩子，也没有能力告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护弱势群体，我们启动了公诉程序，并引导公安开展取证工作。”程慧介绍，后经鉴定，磊磊的伤势构成轻微伤。2025年7月4日，经闵行检察院以涉嫌虐待罪对被告人何某某提起公诉，最终何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对于类似监护侵害案件，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立足综合履职，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民事上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撤销何某某的监护权，如果何某某真正能认罪悔罪，经调查评估不再有侵害孩子的危险，还是可以让孩子回归原生家庭成长的。”程慧解释说。

    但在这一案件的处理中，未检检察官更多感受到的是何某某身上的冷漠。“一般来说‘虎毒不食子’，但是何某某违反常理，我们要确认何某某是否能够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首先对她进行了精神病鉴定，鉴定下来是正常，有刑事责任能力。”程慧说，但提审过程中，何某某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面对自己虐待孩子的证据，她会轻飘飘回一句‘我不对，但只是管教不当’。”程慧直观的感受是，“何某某案发后仍旧不思悔改，是否还能继续担任监护人需要打个问号。”

    最终监护权调查评估显示，何某某亲子观念淡薄，尚未意识到行为危害性，且明确表态不愿意继续抚养磊磊。基于这样的情况，为防止磊磊受到二次伤害，检察机关决定依法支持磊磊爸爸申请撤销何某某的监护人资格并获法院采纳。

    合力破解“背着孩子送外卖”困局

    妈妈入罪获刑，祖辈又已过世或身患重病，照顾幼子的重担全落在磊磊爸爸身上。一度，磊磊爸爸只能把孩子架在电瓶车上带着跑外卖，风吹雨淋还存在安全隐患，这让未检检察官揪紧了心。

    “我要是出去跑单，孩子就没人管；我要是在家带娃，爷俩就得喝西北风。”磊磊爸爸的话里更多是无奈。

    “面对这样的家庭困境，我们依托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联合区民政、妇联、公安、属地街镇等部门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个案协商会’，制定了一套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程慧说，“我们联合妇联聘请心理咨询师，定期上门家访，用耐心与温暖化解孩子心底的阴霾，另一方面联合家庭教育指导师、属地儿童主任、居委会干部等多方共同组成监护监督小组，定期对磊磊爸爸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避免磊磊受到二次伤害。”

    为解决孩子的照护问题，检察机关联系公安、教育等，多方沟通协调，为磊磊找到一家民办托育机构，并帮他减免了部分学杂费，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程慧告诉记者，白天磊磊就在机构里由老师看护学习玩耍，晚上爸爸来接他回家。“孩子到了机构后我们也去看过他，生活起居正常之后，脸一下子就圆润起来，也露出了笑容。”这和程慧初次见到磊磊时的模样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程慧透露，春节前，依托长三角协作机制，在区妇儿工委办与民政的支持下，联系到磊磊的舅婆作为临时照护人，确保后续妥善安置和日常照料，磊磊在老家幼儿园的视频、照片也会实时发送给磊磊爸爸。

    构筑流动未成年人全链条保护网

    “个案的办理让我们看到，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联合多部门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程慧介绍，为了让更多像磊磊一样的孩子能够及时被发现、被救助，检察机关与民政、妇联、教育等多方深化协作，共同会签了《关于加强闵行区流动儿童司法保护的实施办法》，打通三所联动与综治中心派驻检察官平台，建立吹哨—响应—救助—帮扶的司法保护与多元解纷机制，同时还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签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融入基层治理的合作框架协议》，聘请儿童主任、学校老师、社工等组成一支护未观察员队伍，探索实现从线索介入到长效跟踪的全流程覆盖，构筑起流动未成年人全链条保护网。

    事实上，作为人口导入型城市，上海承载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这些流动未成年人在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因为自身家庭监护能力不强、寻求社会支持网络不足等因素，往往更容易陷入监护缺失、权益受损的困境，在教育衔接、心理疏导、法治意识培养等方面也面临更为突出的挑战，更容易在问题发生后成为‘看不见的孩子’。”闵行区政协委员徐极谈道，因此，在超大型城市治理背景下，如何将未成年人保护的触角延伸到流动人口集中的基层末梢，成为上海这座城市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

    “建议要完善多部门联合保护责任清单，明确检察、民政、教育、妇联、卫健等单位在流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具体职责，打通信息共享渠道，整合司法、社工、心理等专业资源，探索‘司法+社工+心理’联动干预模式，实现流动未成年人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精准研判和快速处置。同时也要建立‘护未观察员’系统化培训机制，鼓励观察员深入社区、学校、企业，精准收集流动未成年人实际困难。”徐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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