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同

1946年，国民党为打内战急速扩军，其中甘肃省就要招募2.4万名士兵（民间俗称“抓壮丁”）。消息传来，甘省“老百姓感到大难临头，但是乡、保、甲的官吏却四处奔走，兴高采烈”（当代中国出版社、胡素珊《中国的内战》P157，下同）。何以民哭而官笑？

民哭很自然。一个壮丁是全家生计的顶梁柱，抓走后一家都塌天了。妻子没了丈夫，幼儿没了父亲，爹娘没了儿子，多惨。更可怕的是，抓走后是去当炮灰的，多是“有去无回”。这真是祸从天降，生离死别。“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我估计这“古老的场面”在当时会多次出现。

官笑也“自然”。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以浙江省为例，首先，保长要起草一份名单，将保内年轻健壮的男性张榜公布，公示期一般两周。公示期内，暗中会有一场激烈的送礼大赛，看谁能有办法将自己家青壮的名字从名单中抹去。这是小官吏们的第一波发财潮。之后还有不少机会，比如抽签、买卖、顶包、惩罚等等。说说顶包。就是富人出钱，价格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买人顶替当兵。于是，民间便应生出一种叫“职业新兵”的“职业人”，专吃顶包这碗饭。顶包成功后，“职业新兵”到征兵站报到，但很快就会失踪，兵站随后公布他们已牺牲或逃跑。其实，这是底层官吏与“职业新兵”共同演的双簧，成功后就一起分赃。有这么多捞钱的机会，小官吏们自然就“仰天大笑出门去”了。

哭也好，笑也罢，它透露给人们的信息量太大了。之一，底层官吏已失去道德底线。他们捞的钱，浸透了百姓的血泪，甚至会使一家陷入绝境。但这钱也敢拿，真是丧尽天良。之二，底层政权烂透了，其合法、合理性已荡然无存。之三，官民关系势同水火。乡、保长与农民的矛盾日趋激烈，暴力反抗也不鲜见，社会底层已成了一个大火药桶，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想而知，靠这些乡、保、甲长们去支撑基层的政通人和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无异于寄望公鸡下蛋。当然，这只是树叶的烂象，树根的烂恐怕更惊人。

胡素珊是位美国学者，她的《中国的内战》一书，旨在从战争之外找到战场上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一叶知秋，仅“抓壮丁”一事便将原因弄清了。其实这个道理古人早就讲过，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长安发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追击而来的叛军又将奉天围得水泄不通。孤城内的李适最后不得不“艰苦奋斗”靠蔓菁根饱腹。坐困愁城、一筹莫展的他问智囊陆贽，眼下应该怎么办呀？陆贽做了分析并为其指明了出路，之后说：“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229）。

陆贽讲的这个道理，上至庙堂下至草野，远至春秋近至民国，我估计人人都懂，高层和读书人更懂。然而，知易行难，真正做到就难了，比“蜀道之难”都难，或者说根本就做不到。不要说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就是那些太守县令，甚至乡、保、甲长，也都很难做到。让这些锦衣玉食、饱享特权的“人上人”，与贩夫走卒一样流臭汗，出苦力，几乎是要他们的命。正是这个原因，千百年来，“欲恶与天下同”之类的治国名言，只是被庙堂衮衮诸公们挂在嘴上做装饰而已，实践者廖廖无几，更不打算、也不可能定出铁律逼着自己去做。故才孕育出一波又一波“豺狼”“老虎”“苍蝇”“蚊子”，又引发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长的几百年，短的几十年，屡屡上演“最是仓皇辞庙日”的保留剧目。压轴戏是“刮民党”败退台湾。历史真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