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新近寒舍区域道路改造，旧街拓宽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分开，尤其是在人行道上铺设了盲道。其实，上海这些年的道路改造，铺设盲道已是惯例和常态，这充分彰显出市政建设的文明度和城市设施的人性化。

盲道一般由两类砖铺就：一类是条形引导砖，引导盲人放心前行，称为行进盲道；一类是带有圆点的提示砖，提示盲人前面有障碍，该转弯了，称为提示盲道。盲道犹如盲人静态的眼睛，它被铺设在人行道上，是为了方便盲人出行而设置的。在盲道的引导下，盲人可以通过自己脚底的感觉找到安全的前行方向。

倘若溯源，盲道滥觞于1961年美国制定的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准》。屈指算来，我国铺设盲道的历史并不长。1991年，北京市政府为解决橡胶五金厂200多位盲人职工上下班问题，在海淀区铺设了第一条盲道；10年后，即2001年8月1日实施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将城市中新建、改建的主路必须铺设盲道作为强制性条款被要求执行。我国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更是明确规定：“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

然而，如此富有文明底色、人文情怀的设计规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离了谱、走了样，盲道屡屡被讥为“盲目建成的道”，铺设盲道并未对盲人行路带来应有的帮助。有位北京市东城区的盲人在媒体上撰文诉苦：他从家去车站，从不走盲道，而是以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带为标志，逆向前行，因为盲道有太多不规范的地方，防不胜防，而自行车道的最外侧基本上没有障碍物，反而更加安全。有些新建的城市主干道，虽说也铺设了有条形图案和带点状图案的盲道，但是，它们成了一种摆设，就连明眼人走上去都会磕磕碰碰的路，怎能让盲人安然步履？

更为令人堪忧的是，盲道常有被侵占和“让位”的现象。尽管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盲道的建设使用规范性文件，但落实的情形并不尽如人意。最为明显的状态的是，当盲道与正在设计施工的市政建设出现  “打架”时，“让位”的往往是盲道，诸如商家的施工、道路的扩建、楼宇的翻造，一些围挡和护栏堂而皇之地摆放在盲道上，使之形同虚设。上海博物馆参观者几乎每天都是人头簇拥，围栏排队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围栏却把盲道占了；上海地铁的人行道上虽然也铺设了盲道，但常见一些小商贩设摊或行人结伴闲聊，毫无顾忌地占了盲道；尤为常见的是，马路上的盲道屡被共享单车霸占。盲道竟然成为了有关部门和市民的“盲区”——视而不见。

轻忽盲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盲人的一种歧视。人们心底里的歧视并不是一种主观选择的立场，而是由社会中实际存在的高低等级所造成的一种下意识倾向。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弱势群体，他们或明或暗地遭受到嫌弃。当下，政治民主、社会文明是主旋律，其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盲道是盲人出行权的载体，虽说相对整个社会，他们是特殊人群，为数甚微，且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的出行安全却实打实地考量着政治民主，丈量着社会文明。它理应受到社会重视、政府扶持、公众关注。我曾在法国巴黎看到过一中年盲人手持长杖辟路，昂然行走在盲道上，那是怎样的一种顽强自爱和对人类友善的信任。盲人敢不敢无忌出门、能不能安全上路，全在于他对自己脚下的路有多大信心，更在于他对社会有多大信任。保障盲人群体的正当权益，不止是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亟需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心底那种主导我们行为的、极难克服的歧视保持更清醒的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