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开放包容的商业文化，迅速成为远东重要的通商口岸。然而与此地位不相匹配的是，上海缺乏一大批既懂外语，又懂商贸规则的本地职员。当时的怡和洋行从法国进口了一批用于摆饰的玻璃器皿，由于缺乏对“货越船舷风险转移”这一重要国际航运规则的认知，装卸工人竟将3箱已经破碎的器皿搬运下船，船东由此不再认账，直接导致接船验货的中国员工被罚俸3个月。小到个人生计，大至国家利益，此类因不懂外语或商贸规则受损吃亏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李鸿章奏请清政府于1863年设立“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简称“上海同文馆”，后于1867年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

“上海广方言馆”与1862年成立的“北京同文馆”有两点显著不同。第一，招生不限于贵族子弟，社会各界有志于学习洋务者，经考试合格皆可录取；第二，学习课程更为广泛，除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课程以及必修的经学课程外，还包括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类课程，突显出清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性，以及培养商贸人才的实际需要。

由于当时的商品贸易过程中所适用的均为西方法律规则，而西方各国在沪开办公司、企业时也以西方法律理念制定运作规程和公司章程，“上海广方言馆”由此极为重视西方法律的作用，并认为只有领会这些法律规则，方能知己知彼，即使不能以夷制夷，起码也能少被算计。为此，“上海广方言馆”开设了国际法等法律课程，聘请外国学者教授法律，如英国学者傅兰雅，法国学者鲍安等人。这些学者不仅教授法律，而且翻译了不少西方法律著作，并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如傅兰雅翻译有《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等。“上海广方言馆”的法学教育与当时上海洋行对员工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培训，形成了上海法律教育公、私互补的态势。

“上海广方言馆”是上海法学教育的真正起源。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当时的学堂都开始设置法律课程，如1881年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书院”就有万国公法课程。然而持续四十二年的“上海广方言馆”的法学教育却存在着重大缺憾，如法学教育只重视公法教学而忽视私法教学；教学方式因教授者而异，傅兰雅的英美法系教学法，鲍安的大陆法系教育法各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