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上位者大抵都希望下属能够随时跟从自己。下属的这种跟从，一方面是达成团队总体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上位者个人的成就感和荣誉心。自古以来，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都是许多头头脑脑毕生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

有人确实抵达过如此的高度。蔡元培先生当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聚集了大批知名教授，这些教授除了登台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让学生笔记外，大都另发讲义供学生参考。北大经费充裕时，印刷这些讲义的费用全部由校方承担，没有向学生收费。后来学校经费紧张，无法消化此笔费用，决定按成本价向学生收取讲义费。没想到因此捅了马蜂窝，部分学生无理取闹，围攻事务部主任沈士远。蔡元培亲自向学生说明情况，依然没有获得理解。气愤之下，蔡元培当天写下辞呈，离开北京大学。蔡元培刚刚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等人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决心与蔡元培先生共进退。

世上应该有两种跟从，一是畏而从之，一是爱而从之。所谓畏而从之，指的是上位者制订了严格的制度，下属必须按其意图办事，否则，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下属的跟从以“畏惧”权力为前提。所谓爱而从之，就是下属对上级的追随，不是因为机制的强迫，而是出于对其人格的景仰和所作选择的高度信任，它以上位者的精神感召为基本特征。

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区域也罢，需要基本的规则，没有一定的规则，每个人想干什么便可干什么，社会一定会乱套。规则的设立并非是为了在心灵上捆绑所有人，使大家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希望划定一根底线，告诉世人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能干。有人说：由于特殊环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教职工表达个性比较自由，这个我相信，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那个时期，刘文典为了一点物质上的利益替富人写谀墓词、周作人因为贪生怕死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候投敌，依然受到同仁的强烈指责，遭到学校或政府部门的严厉处罚。不过，规则毕竟是刚性的，有时候难免与人性发生碰撞。因此，领导者也需要一些柔性，需要温润的情感，比如花大力气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关注下属的喜怒哀乐，使大家对单位产生家庭式的认同感，化团队的目标为个人的追求。将“爱”这个字用活了，上位者在员工中的威信才可能树立，需要有人跟从时，别人也才可能“爱而从之”。还是拿蔡元培先生说事吧，上述故事讲的是他对学生不合理要求的坚决拒绝，其实在日常工作中，蔡元培对师生员工付出的温暖多矣，比如他特别尊重有水平的教授，为聘请引领其时思想界潮流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甘于搬个小板凳守在午睡的陈独秀的门前等着他醒来；比如他关心校役的职业提升，举办免费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以便今后量才录用；比如他经常拿自己的薪水悄悄资助贫困学生，绝不伤害他们的自尊……没有蔡元培平时的这些温情，北大教职员决不可能在他不得不辞职之后以一起离职的方式表达支持。

晚清名臣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这应该是一个历尽沧桑者的至理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