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俊意

1979年3月法学所恢复重建后，拿什么东西呼应时代需求、用什么东西作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见面礼”，以显示自身复出与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呢？历史告诉我们，每个特定时期都会出现其相应的特定任务。以下两件有关法治和法学的两件大事赋予法学所以新的使命，使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在社会上一炮打响，奠定了其复出与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学术基础。

《七个法律通俗讲话》

1979年3月23日，上海市委批复市委组织部，任命徐盼秋、潘念之为法学所正副所长，不久他俩又被任命为华东政法学院正副院长。俩人的分工是，徐盼秋坐镇华政，潘老则主政法学所。潘老虽已年届77，却正是学术生命第二春。他迅速调集各路人马回归法学研究，复兴法学所。7月1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人大通过法律最多的一次会议，非同小可，意义重大。潘老思维敏锐，快速反应，抓住时机，组织全所力量，召集20多人，以法学所名义，及时编写了一本《七个法律通俗讲话》的普及性著作，成稿后由宪法室主任浦增元协助潘老通稿。1979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篇幅78页，印数32万册，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这既是法学所第一次进行的法律普及工作，同时也是对科研人员专业水平和写作能力的检阅与考核，为而后的科研工作和专业补课做了必要的准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家与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等方面都要恢复，开展研究。于是一系列有关法治与法学的许多新老问题凸现出来，摆在重新出山的学者面前，学界掀起了热烈的百家争鸣研讨风。

首先是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讨论，接着是关于人治和法治的讨论。而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讨论可谓是第三场的讨论。尽管这些论题和法学研究对象、法律起源、法律本质、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等等问题都是常论常新因而都是长期反复讨论的课题，许多论题也是互相交叉着讨论的。但是某一个时间段相对比较集中研讨的问题，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和时代的烙印。

法学所恢复以后，潘念之和齐乃宽、程辑雍三人以法学理论学科代表人物和学科带头人的学术身份发起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深入讨论，为法学所增添了学术荣誉，也向社会献出了一份学术研究的“见面礼”。

1980年第一期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潘念之、齐乃宽合写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1980年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俩的《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80年第四期的《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再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1980年第五期《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程辑雍的《社会主义法律的平等原则不能割裂》。

短短五个月之内就在报刊杂志上连续发表四篇有分量的热门学术论文，这个效率与频率是非常高的。这使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也使学界目光注视着刚刚复建的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相关论文是国内最早的，但如此密集性的群体出击，则可以说是最早的，因为此前此后的零星论文的社会效应没有这样大。此前更早的论文是1979年第9期上海《学术月刊》上张光博的《也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后呼应和商榷的论文有1980年第4期《社会科学辑刊》上李光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海《社联通讯》  （内刊）1983年第2期高呈祥、邱志龙的《试析新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83年第10期上海《社会科学》高呈祥《立法上是否一律平等》。

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我国1954年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条法律基本原则新时期应如何恢复和运用这条法律原则呢？今后修改宪法时又如何确立这一法律原则呢？

潘念之等三人在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必须恢复与坚持。法律平等原则应包括法律内容上的平等即立法平等和执法司法上的平等即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没有内容平等不仅是不完整的平等，而且使适用平等失去意义。这个观点引起社会和学界的不同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者商榷者更有之，从而形成法学界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且不论诸多学术观点是否准确或者几分准确，仅凭产生强烈的学术反应这一点来说就已经达到了学术争鸣的初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已经逐渐证明他们的观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人们所赞许。

如果说，  《七个法律通俗讲话》在法制普及上为刚刚恢复的法学所印发了一张名片；那么，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研讨则为法学所站上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学术前沿阵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