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真话，多少钱一斤？

古往今来，有把说真话付出的代价，换算成多少钱一斤的吗？有。汉代司马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李陵事件，在朝堂上说真话，被判死刑。汉代规定，死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引颈就戳；一是忍辱偷生，割掉生殖器（腐刑）。《汉书》有“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律条。就是说，交五十万钱，可以免死，可保生殖器安然无恙。换句话说，司马迁一条命的斤两，价值就是五十万钱！

按等价交换规律，司马迁为说真话，付出的代价不低。对司马迁选择，接受“保住上头，舍弃下头”的做法，世人多以《报任安书》为据。窃以为，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生死观，非为《史记》，只为活命。交不起赎命钱，只能退而求其次，舍生殖器保生命。作为同时代的任安，并没理解司马迁。后人颂扬其说真话，同样曲解了司马迁。毕竟，生殖器不同于“韭菜”，割一茬不会再长一茬。

这一点，晋朝人嵇康看透了朝堂上那点猫腻。先鼓励你说真话，然后，再追究责任。嵇康坚持远离官场，以求避祸自保。司马昭聘他为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郡躲起来。钟会前去拜访，遭到他的冷遇。“圈友”山涛离任组织部长，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不但不领情，还发公开信《与山巨源绝交书》，进一步亮明态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阐释拒绝出仕理由。

然而，嵇康躲过一枪，却挨了一刀。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好友吕安之妻徐氏，被吕安兄长吕巽迷奸，吕安欲状告吕巽。嵇康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保全门第清誉。谁知，吕巽反诬告吕安不孝，官府将吕安收捕。嵇康主动到官府为吕安出庭作证。嵇康的一句真话，没为吕安争到自由，使本可置身事外的嵇康，赔上自己一条命的代价。

其实，嵇康不说真话也得死。原因是与朝廷不合作。问题的性质，有点像明朝方孝孺。只是，方孝孺为说真话，付出的代价太大。按官方数字统计，应该是嵇康付出代价的八百七十三倍。建文四年（1402年），南京城破后，朱棣与方孝孺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后人多以此见证方孝孺的忠烈，佐证成祖朱棣的残暴和嗜血成性。

从文字上看，一开始，朱棣并没有杀方孝孺的打算。朱棣主动给方孝孺交底，“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不买账，实话实说“成王安在？”朱棣说“彼自焚死。”方孝孺紧逼“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方孝孺质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忍无可忍，把底牌亮给方孝孺“此朕家事。”至此，谈话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方孝孺坚持的是“成宪”是“天下事”，朱棣遵守的是“现实”是“家事”。

某种意义上，朱棣也算说了真话。意思很明确，谁当皇帝是我家的事，你没权掺和。否则，要付出代价。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等于跟方孝孺叫了板。笃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方孝孺，面对朱棣“诛九族”威胁，凛然一笑，说“诛十族又何妨”！方孝孺为说真话，付出了十族873条人命的代价，成为史上价格最高的真话。

价格高，并未阻止说真话的脚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出自因讲真话，被贬饶州的范仲淹之口。其为说真话，代价是妻子病死饶州。出使英国的晚清名臣郭嵩焘，因在《使西纪程》中替“英夷”说真话，遂成“天下公敌”，其代价是被“吐沫星子活活淹死”。其“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的自励诗，听上去更像满腹委屈。

事实上，人类文明史就是真话不断战胜谎言的历史。说出真话，是公民基本品质，也是做人起码要求。无论如何，用生命的斤两等价交换真话，都不是一个国家的常态。索尔仁尼琴说，讲真话“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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