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原武定路修德坊6号）
作者：刘育钢
《炎黄春秋》编辑出版
顾顺章曾是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之一，也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创建者之一，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央特科，他是主要负责人。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最要命。第一，他掌控中共隐蔽战线系统，基本了解设置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地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以及住址，他还掌握着上海辐射到沿江（长江）沿海（东部海岸）有关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关情况；第二，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领导人，对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方法及其路数了如指掌；第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参加革命是“家庭式”和“行帮式”的，他的家庭成员和他的徒弟及帮友有许多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也参加革命，又成为隐蔽战线的成员。他的转向，他的家庭成员和徒弟帮友很有可能跟着他转向。
历史事实也是这样：当周恩来向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通报顾已叛变并了解她对顾的态度如何时，张的回答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顾的徒弟陈连生随他参加革命，顾叛变他也随之叛变。顾的手下王世德被捕，在上海拒不屈服。当国民党把他送到南京面见顾本人后，在顾的劝告下马上叛变。以上这三点足以置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周恩来称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同时，顾顺章的叛变也给中共隐蔽战线造成重大危机。
中共中央机关和有关同志马上搬家转移，并改变联络方式
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的消息于第二天（1931年4月25日）就被中央特科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钱壮飞掌握。几经辗转，直到4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才获悉这一情报。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之后，中共中央陆续在上海设立了许多秘密机关。当时的上海中心市区由华界、英租界及法租界组成，中共秘密机关设于英租界居多。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路北属英租界，路南属法租界。中共中央一迁到上海，爱多亚路附近即安排多处中共秘密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住在路北的淡水路，往西，分别是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的住所；路南则有中共中央农委，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中共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随着中共中央组织机构的日益健全，设立的机关逐步扩展到上海其他地方，如石门一路柏德里（现石门一路三三六弄九号）曾为中共中央机关接头地点；成都北路丽云坊（现成都北路七四一弄五十四号）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差不多每天都来此处理组织工作；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今江宁路六七三弄十号）曾为中共中央文件处；四马路（现福州路）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幢楼上曾是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供中央常委会开会用。
鉴于顾顺章在中共的地位和工作性质，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以及有关同志的住所基本在顾顺章的掌握之中。顾顺章叛变，必须立即搬家转移。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马上组织人员搬家，转移机关和通知有关中共领导搬家或离家避难。好在中央机关和有关中央领导住所之前已经“瘦身”，可以大大减轻搬家转移或烧毁文件的负担和缩短行动的时间。这一结果要归功于周恩来。
长期的革命阅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在1931年4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他提出，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周恩来的意见是针对当时中共地下工作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中央文库建立于1927年，虽有专门的保管员，但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党组织间的文件往来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越来越多，必将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周恩来交代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由被王明宗派主义排斥、正“赋闲”的瞿秋白负责起草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接到通知后，马上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并立即实施。从此，中共的文件比以前减少了许多，保存和归档也规范和安全了许多，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转移或销毁，避免泄密带来的严重后果。
《文件处置办法》出台之前，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实行“三套制”，即共产国际、中央文库、中央特科各保管一套。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担心中央文库和中央特科保管的文件的安全问题。他立即派人通知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文库保管员张唯一，说：“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从戈登路（英租界）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张唯一的家，党内几乎没人知道。事后，恒吉里这个机关没有受到敌人搜查，中共又继续使用，后来向忠发叛变时供出这个机关，导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夫妇在此被捕。
周恩来还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特科保管的文件，最后确认，特科保管的文件在搬家转移时已经被迫彻底销毁。直到这时，周恩来感觉被巨石压着的心才轻松了许多。
被通知搬家转移的中共有关人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大多由中共组织安排去处，转移到顾顺章没有掌握的住所或住进宾馆旅社；有的则派人去电去函报警，由他们自行投亲靠友避难。据周恩来侄儿周尔鎏回忆：“193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顾顺章叛变就直接在我四川北路的家中隐蔽居住。这个地点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贻康的家，具体地点是四川北路永安里四十四号，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也常住此处，为总理夫妇提供掩护和联络。”
瞿秋白接到的报警是邮差发过来的信，信中说：“你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来看看吧！”接信时，瞿秋白正在家中与茅盾夫妇、王一知以及他的妻子杨之华聚餐。他们随即收拾行李各奔东西。瞿秋白躲到静安寺庆安里一号茅盾的家（有的说是愚园路树德里），杨之华暂时住进她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认识的一个朋友家中，过了一夜，怕连累朋友又马上离开去找瞿秋白。
搬家转移和改变工作方式在两三天里完成，据当时在特科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回忆说：“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防备顾顺章到上海和切断他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
顾顺章被国民党于4月27日用军舰从武汉送到南京，原拟马上随陈立夫、徐恩曾带着特务赶到上海执行破坏中共的计划。周恩来也估计顾顺章可能会有这一招，他一面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大转移，一面指示陈赓部署力量，消灭叛徒。在火车站埋伏，一旦顾顺章出现，不惜一切代价，杀他个措手不及，尽可能将顾顺章处决。不知是顾顺章心怀鬼胎，惧怕特科“红队”的威力，还是事先已得到他的家属随从送来的信息，他不敢来上海。不管他想不想来上海，或者敢来不敢来上海，有一点是肯定的：徐恩曾对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的顾顺章并不放心，已把他监禁于南京白露洲大院。但顾顺章不死心，千方百计派人和他的家属、随从接头联系，探听中共中央动向，捞取中共搬家后的重要情报。当时中共中央特科派人侦查得知，顾顺章有些家属、随从明里暗里给顾顺章传送信息提供情报，报告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特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顾顺章这些线索全部斩断，清除内部隐患。
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领导及其他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
“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一撤离上海，1931年8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克农行至广东大埔受阻，辗转香港，三个月后离港，成功进入闽西苏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于1931年6月转到香港，后也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特三科科员邵达夫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项与年先打入赣北德安莫雄部潜伏，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四科科长李强转移出国到苏联。
与顾顺章关系密切的周恩来到上海活动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至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更为艰难，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离开上海前，周恩来有记载的活动是1931年9月中旬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店与王明、卢福坦、博古一起讨论决定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总负责人人选的会议。在严酷形势下碰头开会的原因是：鉴于王明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共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上，王明提出博古总负责。商议结果确定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1931年12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致苏区中央局电。电文指出：国民党军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同日，周恩来离开上海，于8月抵达汕头，后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与顾顺章并肩战斗过、曾为其助手的陈赓在上海的步履同样非常艰难，只好转移到外地工作。1931年6月16日，陈赓身穿一件灰色丝绸长衫，脚套布鞋，扮作商人。他的副手陈养山装扮成他的账房先生，在熟悉天津情况的特科队员“张麻子”的陪同下，从上海港的太古码头上船，乘一艘开往塘沽的英国货船出发，经过四昼夜的航行，于6月20日到达塘沽，这天恰是农历端午节。他们歇脚一晚，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到天津，住进法租界的交通旅馆。陈赓此行的任务是配合中共北方情况人员胡鄂公、杨献珍工作，营救被捕同志，建立北方特科机构和清查惩罚叛徒。可是，陈赓到达天津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杨献珍在北平被捕，胡鄂公回上海领取营救经费。陈赓只好折回上海。时间不知不觉已是9月12日；不久，陈赓在上海天津路谦泰旅馆见到了陈云，陈云向他传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陈赓马上动身，10月初到达皖西苏区，担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后转任第十二师师长，接续他已阔别五年的军事生涯，在新的岗位为中共革命事业创造新的业绩。
与顾顺章是连襟关系，曾是其下属的谭钟玉在上海也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他娶了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成为顾的连襟。难能可贵的是，与顾顺章划清界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特科处理顾顺章叛变后的一些行动中，特科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他由特三科科长转为副科长，充当康生的助手。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与其他特科人员一起，共同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在特三科的工作中，谭钟玉与特三科队员周惠年（陈云称其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相识相知，建立了战斗的友谊和感情，经组织批准，二人结为连理。今顾顺章叛变，他的身份已暴露无遗，组织把他和周惠年一起派到鄂豫边苏区工作。
顾顺章叛变对中共的危害是极大的，尽管周恩来临机制变，应对有力，化解了这场危机，但是危害的后遗症仍然是严重的，并不时地发酵，对中共组织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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