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屈原生活于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此时，楚怀王拒绝屈原“美政”改革，接受张仪“六百里”国土合作。见证了楚国灭亡的屈原，投江明志却反遭误读。

其实，屈原遭误读，缘于后人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延续了几百年的西周分封制已岌岌可危。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正萌芽。处在激变中的各诸侯国，改革的重点，就是把贵族手中的财源和人力，集中到国君手中。

这样的改革，注定无温和可言。作为贵族的屈原，力主贵族放弃既得利益，被放逐已无悬念。问题在于，楚怀王垂涎张仪六百里国土，将屈原置于王前失宠与族群失信绝境。流放中一直吟《离骚》《天问》抒怀的屈原，闻郢都城破则绝望沉江。

屈原死后，围绕其人其文的误读一直不断。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司马迁则把《离骚》，提到与孔子编著《春秋》相提并论高度，称《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不认同司马迁对屈原其文的评论。说司马迁“斯论似过其真”。颜之推的态度，则更明确，更具体。对其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予以有针对性的品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然而，无论是刘安、司马迁的褒，还是班固、颜之推的贬，均属打上政治烙印的误读。涉及到内容，解读要么回避，要么拔高。唐朝柳宗元，解读屈原《天问》的《天对》，见问不见对。

《天问》问天问地，问历史，问宗教，有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柳宗元是个滑头，一涉及到他解释不通的问题，如天文、神话、精神范畴，或顾左右而言他，或直接否定问题的存在。要么就绕，这也是“气”，那也是“气”，反正“气”在当时无法解释。

柳宗元打太极，南宋朱熹连太极也懒怠打了。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他说那些问题都在我们心里，想知道的话，问我们自己内心就知道了。一句话“天地之化，阴阳而已”！比如，大地的尽头在哪里，天的尽头在哪里，不能回答的朱熹，说“儿戏之谈，不足答也”！

柳宗元、朱熹误读若此，其文也悲。对屈原其人，生前身后亦多有误读。比如屈原投江，本属理想破灭后的绝望。洪兴祖人为拔高，说屈原投江，是“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不离开楚国，是“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

对屈原之死，还是王国维理解的深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

看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两者是相通的。一旦寄托了平生之志的理想梦碎，骨子里对明君的幻想与对下跪的惯性，会因不堪而殉道。屈原之后，有王国维。

鲁迅说，屈原的文，“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站在帮忙的立场，自汉以来，屈原被改编为角色，搭载了太多的宏大叙事，离真实的屈原愈来愈远。如此语境下，除诗人与粽子标签，想不误读屈原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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