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论语》里有句话特别著名，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说的是和谐、调和，也就是不同性质的各种因素很好地配合，持不同看法的人和谐相处。  “同”讲的是苟同，它指的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根据时势或个人利害勉强达成一致。

孔夫子将“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视为君子与小人的一种分野，未必人人赞成，事实上，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知识浅薄、视野狭窄、思想糊涂、立场易变，但人品尚可，不过，孔夫子反对“同而不和”，我觉得非常正确。

同而不和的“同”应该分两种：一是主动的“同”。你的职位高、金钱多、名气大，我不如你，估计以后会有求到你的地方，于是，你讲的每句话我都主动点赞，这种“同”类似于溜须。还有，混在一个圈子里，对某件事，多数人的意见相同，为了不伤“和气”，不造成“孤立”，我有不同意见也不愿、不敢表达，此样的“同”体现的是世故。

被动的“同”呢，则多半源于某种“不得已”。比如本来有个很好的创业计划，也能找到项目启动资金，但父母坚决反对，非要将你塞进某个稳定的单位不可。你非常纠结，听话吧，等于放弃自我，不能按梦想的路径去做大自己；不听话吧，父母会特别伤心，毕竟他们为你的成长吃饱了亏、费尽了力。当你选择“尊重”父母的意见，也就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同而不和”。再比如，你在单位，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无法认同，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试图改变，二是坚决离开，三是尽最大的努力适应。倘若你不管不顾走向“适应”，同样也是走向了“同而不和”。

选择无原则的“同”，第一个害处是隔心。这种隔心跟一般隔心不一样。一般的隔心是你知我知，彼此都不会对对方的真诚相待抱有过高期望，而一个人走进无原则的“同”，很多时候会处于这样的情况：别人觉得你认同他，只有你明白自己内心有纠结，双方无法及时有效进行沟通，结果，彼此的心灵越隔越远。

人要以事业显示个体存在的价值，社会得以一份份个体的成就去推动自身的进步，假若有一批人内心的目标南辕北辙，那么，大伙儿一块行进时必定你往东我向西你上山我下水，互相妨碍，彼此消耗，这是同而不和之最大遗毒。当年的周作人并非完全没有家国情怀，只是他的这种情怀建立在必须绝对地有利个人的基础之上，因此，日本人得势，他便不顾胡适等诸多好友的劝阻，毫无犹豫地当了文化汉奸。而另一批文人，比如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人的做法明显相异，他们当时对抗战前途有的乐观，有的悲观，分歧巨大，但无论是乐观者还是悲观者，在抗日、爱国等问题上都毫不含糊，齐赴昆明西南联大，选择了与抗战中的祖国共患难，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大视野。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族脊梁，中国的抗战才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日子。

行走在尘世，我们各有各的出身，各有各的际遇，各有各的梦想，企求每个人的想法、说法、做法完全一致，非常困难。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彼此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进行妥协，求其同（最大公约数），存其异，再渐渐地把“异”化小，将“同”做大。孔夫子当年所谓的“和而不同”，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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