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而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下，一些学龄阶段未成年人存在行为偏差、情绪障碍、心理疾病甚至极端行为等问题。为了将这些误入歧途的青少年拉回到“阳光”下，有一群青少年事务社工一直致力于照亮这些“隐秘的角落”。在今年的市人大代表中，有一位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青少年社工，她就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虹口区工作站站长卞华。她眼中的青少年社工是什么样的？今年两会她又带来了什么建议？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问：您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社工，能否介绍一下上海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情况？

答：上海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社工在为广大青少年和家庭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这些“问题孩子”绝大部分是他们与环境互动不良所导致的。为此，上海进行了相关的探索，社工通过驻校、联校等形式开展学校社会工作，关注个体与学校、家庭和社区的互动，在消除学生困境、化解潜在风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日渐成为学校现有保护体系的有力补充。

2021年年底，在市教委、团市委、市青少年服保办的指导下，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在宝山十所中小学校开展了学校社会工作试点并取得显著成效。经对1506名学生的前后测试对比发现，需要关注的重点学生下降了19.7%；从自残、自伤到顺利毕业，从逃学到回归校园，社会工作介入的5个学生危机个案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我们还有社工走进本市某职校，对该校8名被处分学生所进行小组帮教工作。通过循序渐进的小组活动，8个行为偏差的孩子学会了理智处事、正确交友、良好的情绪管理。半年后8个孩子都因为表现良好被撤销了处分，其中7人还考入了全日制大专进一步就学。

问：您觉得在学校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答：我觉得如何让社校联动常态化，还需要进行有更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保障。近期，《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相继出台与实施，使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但本市的学校社会工作在制度指引以及配套细则方面仍存在空白，实际推进迟缓，需要从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着力。

再比如资金也是确保学校社会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目前本市尚未有相关经费制度和工作机制支持开展常态化的学校社会工作，很大程度上制约其在本市推开。

还有人才队伍建设也非常重要，目前本市约有小学680余所，初高中近900所，而实际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团属青少年社工队伍数量仅有700人。上海的学校社工缺口数量巨大，队伍的组建、人才的培养与储备迫在眉睫。

问：那么对于上述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发力。首先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建议一方面通过指导性文件，将学校社会工作定位为辅助性与补充性力量纳入学校大德育管理运行机制，与学校原有德育、思政、心理、法治等育人体系版块互补，厘清侧重、明晰定位，形成有效协作合力。另一方面通过配套实施细则的形式对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岗位设置、经费保障、站点配套、管理机制、人员要求等进行科学设定，打通学校社会工作入校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探索学校社会工作模式。建议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地区实际，以项目购买、岗位购买等形式将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本级政府购买服务经费预算，为学校社会工作推进提供保障。同时考量不同类型的校情，对亟需支持的学校选用“一校一社工”的驻校模式；对需求较小或问题发生率较低的学校选用一名社工对接多所学校的联校模式。

第三，加强学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议本市教育行政部门、社工行业主管部门及早启动学校社工队伍的培养与储备。一方面可依托现有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的社工队伍为骨干，通过持续、系统的专业培养计划，建立一支专门从事学校社会工作的社工队伍，加强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在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各大高校，通过开立专门课程或定向委培的形式，围绕“一校一社工”的远景目标，培养、储备充足的学校社工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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