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汇寅

朱伯庐出生于明末，其父抵御清军时以身殉国。几度被人推荐出仕新朝，他不忘杀父之仇，坚辞不去，甘居草野，著书立说，耕读传家。他著述的《朱子家训》影响尤为深远。

此前有一本《钱氏家训》，流传甚广，作者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王钱镠。钱镠在位40年，坚持以民为本，广罗贤士，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深受百姓拥戴。为传承光大遗志，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兴旺发达，他特地撰述了这份家训。

两份家训的作者一个是帝王高居庙堂，一个是平民隐居草莽，由于所处位置不同，《钱氏家训》的格局更为高大，气势更恢宏。身为前朝遗民，朱伯庐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立足于“修身齐家”，洁身自好。《朱子家训》中的“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就流露了不愿归附伪朝的愤懑，和对故国的深切眷恋。不过，他还是要求子孙奉公守法，以求安逸：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其乐。

同是儒家的传人，《朱子家训》的“修身齐家”理念，与《钱氏家训》如出一辙，有些条文就是后者的翻版。如“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便脱胎于后者的“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嫁女择佳婿，勿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与“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雷同。“见穷苦乡邻，须多温恤”“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等，均是后者“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之类的翻新。

《朱子家训》专论“修身”“齐家”，阐述更为具体、细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关门锁户，必亲自检点……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等等，都宛如行动指令，俨然实施细则。

《钱氏家训》则从大处着眼，提纲挈领，比较原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都是纲领性的准则。钱镠端坐王位，要求后人也高出一筹。他尤重读书明道：“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还制定了“置义塾与公田”的具体措施，以确保钱氏书香门第，世代薪火相传。

此外，他在“治国平天下”方面花费了很多笔墨。他要求后世子孙馈报社会，助人为乐：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

他对治国理政的论述，仍然符合当今以民为本、依法治国、选贤任能、集思广益、科教兴国、和平邦交的理念：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总之，朱伯庐穷则独善其身，其家训重在儒家的“内圣”。他毕生研究程朱理学，书中难免有一些封建糟泊，如“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之类。但只要剔除糟粕，《朱子家训》仍是引导人们修身养性、营建家庭的喻世明言。

《钱氏家训》在“内圣”之外，还要“外王”——达则兼济天下。“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吴越王国位居江浙，虽然地盘不大，却是中华富庶之地。钱镠体恤民众，不图个人名位，始终友好睦邻，坚持不称帝，避免了树大招风的战乱。他临终时嘱咐：“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还再三告诫“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赵宋王朝一统华夏，南方九国均以武力征服，唯有钱镠的孙子钱弘俶遵从祖训，主动纳土归宋。吴越由此免受生灵涂炭，钱氏家族也得以保全宗脉，并开枝散叶，成了千年望族。

至今，钱氏子孙名人辈出，当代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100多位，遍布于世界50多个国家，横跨各界各领域。毫无疑问，这里有《钱氏家训》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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