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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嘉宾

　　宋珊珊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朱  峰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

　　林喜芬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跨境化趋势特点明显，对我国公民、企业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危害。在我国加强联合打击跨国犯罪态势下，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向东南亚周边国家、地区蔓延，我国惩治此类犯罪遭遇较大司法、执法障碍。

　　以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为主

　　宋珊珊：当前对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遵循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原则为主，兼顾保护管辖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

　　实践中，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了“犯罪行为地”的适用范围，扩展至犯罪嫌疑人诈骗电话、短信息、电子邮件的拨打地、发送地、到达地、接受地等。

　　对于犯罪嫌疑人为逃避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突击”加入外国国籍的情况，我国司法机关还是会依据刑法上的保护管辖对其进行抓捕和引渡。

　　对于境外回流人员，司法机关则多通过指定管辖。

　　另一方面，跨境取证难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司法实践工作。

　　当前刑事司法协助主要体现为跨境警务合作。在我国侦查机关直接派员参与国外侦查取证的情况下，一般证据收集比较规范、完整。但有的案件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并没有收集、固定和移送其他证据材料，指控犯罪的难度就很大。

　　指控证明的难点与应对

　　朱峰：当前指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存在多方面难题。

　　一是头部人员锁定难。检察机关要明确主攻方向，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围绕犯罪集团头部人员、首要分子加强侦查取证。若不能追溯根本，抓捕“金主”、首要人员，则无法真正打击、瓦解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要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到案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并指控首要分子。同时，应引导侦查机关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让犯罪嫌疑人尽可能详细供述，并及时汇总相关笔录及其他证据，为后续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坚实基础。此外，检察机关还应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从细节着手，逐步扩大范围、查找关联人员、梳理作案手法，锁定犯罪集团首要人员。二是“幽灵抗辩”排除难。“幽灵抗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看似合理但实际难以核实的出罪理由。为了对抗打击，在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会对参与人员开展组织培训，传授“幽灵抗辩”方法。检察人员在讯问时可结合生活经验针对性发问，破除“幽灵抗辩”。

　　三是犯罪金额查证难。在司法实务中，要重点查证金额大的若干笔诈骗违法所得。一方面，可以通过调取电子数据、查明资金实账、比对银行流水期、被害人笔录等进行查证。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到案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特别要尽可能细致了解大笔钱款的诈骗过程，将其与被害人陈述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锁定金额大的若干笔诈骗违法所得，构建完整的证明链条，这对后续定罪量刑具有关键意义。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办案机制如何优化完善

　　林喜芬：一是提升刑事司法协助的有效性。在司法机关办理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犯罪行为地多在我国周边国家。对这些国家，我国在法治上有一定影响力，为联合开展追捕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侦查取证中，可以根据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规定尽量派员直接参与，确保侦查取证的质量。更要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借助我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提升我国司法制度、司法机关的影响力。

　　二是持续完善证据证明规则。要持续加强制定关于证据种类、取证程序、适用规范、转化方式等方面的规定，完善我国关于电子数据等证据的收集、获取及审查判断的规则，持续关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的趋势，研究修改我国证据规则中不合时宜、不具实用性的规定，防止相关国家对我国证据规则提出质疑或者挑战。

　　三是加强管辖权冲突的协调，进一步在立法中明确管辖连接点，推进属地原则的拓展适用，确保案件办理在方方面面都能站得住、站得牢。

　　宋珊珊：第一，要积极稳妥探索跨境电子数据取证新模式。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探索“公-私”合作模式，由境内执法机构直接向境外服务商或权利人调取相关证据，并开展合法性论证。

　　第二，推动我国数据分类方法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对于数据的分类方式与国际层面存在差异，在证据来源合法性上有着不同的确定标准，导致我国跨境取证获取的有关电子证据的有效性存疑。对此，推动我国数据分类方法与国际接轨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要规范刑事司法取证的方式方法，适时对相关取证工作进行程序上的简化。比如，国内司法机关对境外文书的使用、以远程视频形式询问证人等，可以探索相关适用条件的拓宽、适用程序的简化。

　　第四，加强检察机关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能力提升。进一步提升检察干警的语言能力、境外法律应用能力，对于提高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处置的效率，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强化涉外法治工作等方面均至关重要。

　　（召集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吴燕；发言整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叶子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