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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关系在中国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作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借贷业的发展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
宋代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GDP总量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是唐朝的十倍有余。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宋代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质变，各类官营民营借贷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宋代因买卖、借贷、租赁、典质、寄托等所生之债非常多，因损害赔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所生之债亦不少见。因此，宋代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也很发达。
严禁复利
为防止因高利借贷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宋刑统》引“杂令”中已有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又引户部格敕：“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生利。”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又诏：“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人之。”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亦诏：“诸路民间私债还利过本者，依条除放。”《庆元关市令》中也规定：“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四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宋代官府虽然对借贷利率严加限制，但宋代“息不两倍则三倍”，甚至“取息数倍”者并不少见。
宋代民间借贷，“或始约缗钱而偿谷粟，始约粮稻而偿布缕”固的情况相当流行，在准折过程中，债主大获其利。为了维护债务人的利益，宋初对此就加以禁止。《宋刑统》中引“杂令”规定：“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南宋时，“富室乘民之急，使之偿钱，而又重取其利”的情况更为普遍。
因此，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诏：“诸路州县约束人户，应今年生放借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得过五分，不得作本钱算息。”
《庆元关市令》中亦规定：“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每岁取利不得过五分，仍不得准折价钱。”宋代立法严禁钱谷准折，目的是控制债权人非法剥取债务人。
宋代法律不仅严禁借贷中的复利，而且规定了对收取复利行为的处罚。《宋刑统》引“杂令”中规定：“若违法积利，契外制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收。”
又引敕文规定，今后有举放，“不得虚立倍契"，凡“抑令翻契，回利为本”者，“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
实际上因本生息，以息为本的情况并不能禁绝。因此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又诏：“举放息钱，以利为本，伪立借贷文约者，从不应为重科罪。”南宋时的转息为本的情况更为普遍，所以《庆元条法事类·杂敕》中又作了处罚规定：“诸以财物出举而回利为本者，杖六十；以威势殴缚取索，加故杀（疑为斗殴）罪三等。”虽有严禁复利之法，但复利者，颇为常见。
推行担保制度
确保债权的清偿，宋代法律对债务的不履行规定了特别保证责任。《宋刑统》引《杂令》规定：凡公私财物出举，“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其后又出现了“三人相保”，“连保同借”的多人担保形式。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的“赊卖之法”中规定：凡行货赊卖与人，“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话，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证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又规定：凡拖欠官钱，以“元通抵当家业陪填，如不足，即于连保铺户下均摊”。宋神宗熙宁时的《青苗法》、《市易法》中，都有“连保同借”的规定。《青苗法》中规定：借贷青苗钱，“须十户结保，无灾荒而不能如期偿还者，同保人均赔”。
《市易法》中规定：“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过期不输，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一。”
南宋时，对债的担保规定的更明确详细。《庆元条法事类》引《关市令》，“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逃亡，保人代偿。”又引《理欠令》：“诸欠官物有欺弊者，尽估财产偿纳；不足，以保人财产均偿。”对于拖欠官府税钱，“听以物克当，别主历收，经一年不赎者，没官。其物准（折）钱不足，干系人赔。”即把质当也作为官债的担保形式。从宋代的担保立法看，其有两点突出变化，一是“保人代偿”是主要的担保形式，凡因债务人逃亡或其他原因不能清偿债负时，均由保人均赔；二是强调了担保人的物质力量的重要性，即没有一定财产的人，没有充当担保人的资格。以此保证“保人代偿”的实现。由此使宋代的担保成为一种“支付保证制”。
严禁暴力清偿
宋代对债务的清偿，强调官为理索，严禁债权人私自强牵债务人财物和以身代当。《宋刑统》中规定：凡“违法积利，契外制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凡“依令合理者，或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则以刑罚相加。凡不经官而私自强牵财物及身代当者，要追究债权人的法律责任。
宋仁宗天圣九年（1028）诏：借贷钱物“拖欠不还本钱，官中催理利息任自私断”。南宋时规定得更明确，《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各不得留禁……其收质者过期不赎，听从私约。”
这些规定，既表现了官府对私债干预的加强，也突出了债负强制清偿给付，是宋代官员催逼民间私债的法律依据，突出表现了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本质。但亦有“欠人纳尽家资，已经官释放，后别置到财产者，不在陈告之限”的规定，对“已无可责偿”的欠负，官司免予监理。但是官司“一切从严追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尤为突出。
宋法严禁以物业准折债负，但债主私取债务人田产、桑土牛畜者时有发生。对此宋真宗曾诏：“民负息钱，无得逼取其庄土、牛畜以偿。”
《庆元条法事类》中对此规定得更严格：“诸以有利债负折当耕牛者，杖一百，牛还主；”“典卖田地以有利债负准折价钱者，业还主，钱不追。”这些规定，限制了债权人私自“牵制”债务人的物业准折债负，官府对因债负而“逼令写下典契”，“准折产业以还”者，都以违法论处。但宋代债务人被夺田夺屋者并不乏其例。
宋代虽不行“役身折酬”之法，但宋初岭南民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太宗至道二年（996）降诏：凡“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有隐匿者，治罪。”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亦诏：“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雇契，敕科罪。”《庆元条法事类》中也规定：凡“以债负质当人口（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情重者奏裁”。
宋代虽然严禁以人身代当债负，但以人身质当债负的情况终宋不绝，甚至有“抑勒以为地客”者。（戚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