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德起

　　近期，湖北省鄂州市某基层法院以案件属于重大敏感涉黑案件为由，禁止辩护律师携带个人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法庭，引发热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的通知》（下称“《规范庭审秩序通知》”）的第七条为此提供了依据。在司法公开与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下，如何理解该规定的立法考量，如何规范公开开庭审理的重大敏感案件中的电子设备使用，并探寻兼顾法庭秩序需求与律师执业权利的路径，值得深思。

　　《规范庭审秩序通知》第七条赋予法院对于电子设备管控的自由裁量权，对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禁止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但是在法院准许的情形下，也可使用电子设备。

　　诚然，庭审信息传播若缺乏规范，极易被断章取义地解读，甚至可能引发不实舆情，干扰案件正常审理。重大敏感案件往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或社会稳定，需严格把控其庭审信息传播；而对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因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法定情形，禁止电子设备进入法庭也是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必要举措。

　　但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定的适用出现了偏差，由于公开开庭审理的重大敏感案件的电子设备管理规定模糊，引发了“既然公开审理，缘何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质疑。

　　最高院规定将“重大敏感案件”与“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并列，本意是针对两类案件不同特征分别予以规制，而非将“重大敏感”作为唯一禁止依据。公开开庭是司法公开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情形下禁止律师携带电子设备，不仅与审判公开原则相悖，更直接影响律师执业权利。重大敏感案件的卷宗少则数十卷，多则上百甚至上千卷，律师电脑中存储着阅卷笔记、质证提纲、辩护意见、法律和案例检索等核心办案资料，若禁止携带电脑，律师在庭审中难以迅速检索证据、核对信息，直接降低辩护质量和庭审效率，最终将损害被告人的辩护权。尤其在法院已实现“无纸化办公”的当下，要求律师打印大量纸质材料出庭，显然有失公允。

　　庭审信息泄露问题，并非只能通过禁止电子设备解决。数字智能时代，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已成为律师执业的必备工具，如同医生的听诊器、教师的教案，在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辩护实质化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法院完全能够通过精细化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实现对庭审信息传播的有效管控。

　　因此，需从明确标准、规范适用、完善措施、保障权利四个维度着手，构建兼顾秩序与权利的庭审电子设备管理体系。

　　其一，明确“重大敏感案件”法定认定标准，避免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当前，“重大敏感案件”缺乏统一法律界定，使得部分法院扩大适用相关规定。建议参考《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将涉及国家安全、外交事务、重大公共利益、民族、宗教的案件纳入重大敏感案件的范围，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划定清晰界限。

　　其二，区分公开与不公开审理案件管控规则。对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严格落实电子设备禁入法庭规定；对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无论是否为重大敏感案件，均应准许律师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仅对设备使用作出明确限定，即禁止用于录音、录像、拍照、连接网络以及未经许可的庭审信息传播。若违反规定，法院可依法暂扣设备、删除违规内容，并移交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惩戒。

　　其三，完善技术与制度管控措施。法院可在法庭内统一设置网络屏蔽系统，避免电子设备接入外网，以技术防范庭审信息即时传播；并要求律师签署庭审信息保密承诺书，明确违规传播的法律责任；若庭审需要使用电子设备展示证据、播放视频，则由法院统一审核，指定设备和区域操作。此外，建议优化部分法院“统一提供专用电脑”的方案，提前向律师开放设备调试权限，确保办案资料的正常使用。

　　其四，建立庭审电子设备管控的事前告知、异议与审核机制。法院拟作出禁止律师携带电子设备出庭的决定，至迟应在开庭三日前书面告知律师，保障其知情权与异议权。律师可在收到告知后二十四小时内提交书面异议，法院需经合议庭合议，至迟在开庭一日前作出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严禁无合法依据当庭临时限制。同时规范审批权限，该决定需经合议庭评议、院庭长逐级审核作出。律师可于开庭前向律协、司法行政机关申请维权，或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

　　司法之进步，需要在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均衡协调中持续优化制度设计。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之初衷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践过程中，需摒弃“一刀切”的简单思维模式，以精细规制取代粗放禁止，在借助技术手段与制度设计消解法院合理顾虑的同时，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

　　（作者系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