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高院

　　□  李海有  范婷婷

　　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以各种方式缅怀逝者、寄托思念，而妥善处置逝者身后事，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维系亲情的重要纽带。不久前，我审理了一起骨灰处置纠纷案，看似琐碎的纠纷背后，藏着的是生者割舍不断的亲情与哀思，更体现着法律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廿载相伴，一纸遗愿埋下诉讼纷争

　　初次接手这个案子，翻看卷宗时，案情并不复杂，可字里行间的矛盾却格外尖锐。逝者李老伯，一生经历两段婚姻，与第一任妻子离异后，儿子李先生随母亲生活，父子二人虽有血缘牵绊，却少有朝夕相伴的温情。

　　2002年，李老伯与被告王阿婆再婚，两人携手走过二十余载风雨，从平淡度日到重病相守，王阿婆始终陪伴左右，悉心照料他的日常起居，晚年患病期间更是寸步不离，这份相濡以沫的陪伴，成了案件审理中不容忽视的情感底色。

　　2022年，身患重病的李老伯，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签署了《上海市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不仅自愿捐献遗体回馈社会，还明确勾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同时指定了执行人：妻子王阿婆为第一执行人，儿子李先生为第二执行人，两位亲属也都当场签字确认。这份文件是逝者真实意愿的完整表达，具有法律效力。

　　几个月后李老伯离世，骨灰暂存于殡葬服务机构，相关捐献证明文件由王阿婆保管，可本该遵照遗愿妥善办结的身后事，却因王阿婆的反悔陷入了僵局。

　　抽丝剥茧，厘清传统习惯与现行法律边界

　　李先生和王阿婆对于李老伯骨灰的处理方式争执不下，最终闹到法院。曾经的家人，如今坐在法庭的原被告席上，情绪激动，互不相让。

　　“父亲生前明明签了字要捐献遗体、不保留骨灰，现在却迟迟不处理，这是违背他的遗愿！”原告李先生认为应该按照父亲遗愿，不保留骨灰，不建墓基、墓碑，海葬是最合适的方式。

　　说到这里，李先生指着那份捐献登记表上的签名签名：“这是父亲的亲笔签名，当时他意识清醒，没有任何人强迫他。王阿婆作为第一执行人，不履行执行义务，我有权利作为第二执行人接手这件事。”

　　“我和他相守二十多年，只想日后能合葬相伴，这是我作为妻子的心愿，我不同意海葬！”坐在被告席上的王阿婆红着眼眶反驳道，“法官，我不是舍不得他的骨灰，我是舍不得他这个人。二十多年了，他走了，我总得留个念想吧。”二十多年的夫妻情分，让王阿婆难以割舍这份陪伴，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日后能与老伴合葬。

　　一边是儿子坚守的逝者遗愿，一边是妻子执念的夫妻情深，这起看似只是骨灰怎么处理的小案子，实则是家事审判中典型的法理情难题。

　　那段时间，我反复翻阅相关法律文献和类似案例。我首先系统梳理了骨灰的法律属性问题。在法律层面上，骨灰不同于普通物，而是作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及社会伦理意义的特定物，是作为自然人生命终结后的物质遗存，承载着死者生前的人格延伸，其处理方式不仅关乎死者的人格利益，更体现着社会对生命自主权的尊重，应纳入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等理念和习惯。目前我国法律对自然人处置骨灰，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李老伯签署的捐献登记表，是在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签订的，内容既符合国家倡导的节地生态殡葬政策，顺应绿色环保的社会导向，也不违背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这份遗愿具备法律效力，家人理应尊重并执行，不能因为生者的情感诉求，就否定逝者的真实意愿。

　　可法理之外，情理同样不能忽视。对于生者而言，骨灰是寄托哀思的载体，而夫妻合葬是我国传统的丧葬习俗。王阿婆作为相伴二十多年的再婚妻子，她对李老伯的照料与陪伴是旁人无法替代的，她的心愿源于深厚的夫妻情感，并非无理取闹，这份情感诉求值得体谅。

　　如果单纯机械适用法律，强行判决立即海葬，无疑会深深伤害王阿婆的感情。如何平衡法律规定与传统习俗，逝者遗愿和亲属情感，找到兼顾各方的最优解，成为裁判的核心关键。

　　判决之外，为亲人哀伤“留白”

　　我没有急于判决，而是反复斟酌双方的实际情况，耐心与双方沟通，试着解开两人心里的疙瘩。

　　“你父亲这份捐献登记表指定王阿婆是第一执行人，你作为第二执行人，不能直接越过顺位要求接管所有材料，自行办理海葬，这不符合你父亲的本意。”我充分体谅李先生想完成父亲遗愿的心情，慢慢疏导他的抵触情绪。

　　面对满是悲伤和不舍的王阿婆，我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向她释法明理：“我特别理解您夫妻合葬的愿望，但不保留骨灰是李老伯的遗愿，受法律保护，您是他亲自指定的第一执行人，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啊。”

　　经过多次法理与情理的双重疏导，两人的情绪都渐渐平复，不再像最初那样针锋相对。李先生开始理解继母的不舍，表示愿意给予她一定的时间；王阿婆也逐渐接受了丈夫生前的选择，不再坚持合葬的要求。

　　考虑到李老伯自愿选择“不保留骨灰”，该决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且与现行法律倡导的意思自治、节约资源理念高度契合，应充分予以尊重。

　　作为主审法官，我已经形成了判决思路，决定由王阿婆作为李老伯骨灰的安置人。可如何既能实现李老伯“不保留骨灰”的遗愿，又能让王阿婆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心理上的告别？应当为王阿姨预留多久的安置期限？

　　由于骨灰寄存在殡葬服务公司，海葬并不是每个月都举行，并且也需要根据传统习俗，让王阿婆选择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进行落葬，但时间久拖不决又容易导致骨灰落葬久拖不决。

　　经过反复权衡，我最终设定了一年的期限。一年，足以让王阿婆有足够的时间参加殡葬机构组织的集体海葬仪式，也足以让她从剧烈的悲伤中逐渐走出来。同时，一年的期限也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不会让李先生的等待变得遥遥无期。

　　结合案件事实，我最终作出判决，判令王阿婆在一年内选择不保留骨灰的方式妥善安葬李老伯骨灰；若王阿婆逾期未办理完毕，则需将全部相关证明文件交付李先生，由李先生按照不保留骨灰的方式依法安置。

　　这样的判决，既坚守了法律底线，充分尊重李老伯的生前遗愿，又给予王阿婆足够的时间来化解悲伤情绪，兼顾她的情感诉求。

　　回望这起案件，没有复杂的证据链条，没有巨额的财产争议，看似“小案”，实则是法律与亲情、传统与现代法律的深层交织，让我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反复权衡。骨灰安置的背后，是生者对逝者的思念，是亲情的延续，也是文明殡葬理念的践行。在处理此类骨灰处置纠纷时，我们既要厘清传统习惯与现行法律的边界，明确死者遗愿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应优先得到尊重，又要兼顾近亲属的情感需求，通过合理的裁判设计，为生者预留情感缓冲空间。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们既要用法律守护逝者的人格尊严与生前的意愿，也要用温情抚平生者的情感伤痛，守护亲情的根基。作为家事法官，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定分止争，更要在法律框架内，用心读懂每一份情感，用情化解每一段矛盾，让每一份判决既能彰显公平正义，也能留住人间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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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九百九十四条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作者单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