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乃家”慰安所遗址寻踪

　　虹口区公平路上的建筑大多是连排砖木结构，临街的廊柱做工精美，有很多颇有特色的老式石库门建筑。我来这里，是为寻找一栋曾经承载过苦难历史的房屋。那里曾经是日本海军慰安所，它被称作“海乃家”，意为所有海军官兵的“家园”。它坐落在公平路425弄12号。

　　作者　陈斌《档案春秋》编辑出版

　　一个证据确凿的

　　海军慰安所

　　公平里12号是一座旧式的石库门老建筑，有围墙和天井，分上下两层。房子约建于20世纪20年代，房子的原主人是一个广东籍的纺织厂老板。“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主人因担心遭到日本兵的侵袭而逃亡内地，日本军队到来之后，房子由海军占领。1939年这里成为了海军“慰安所”。

　　上海是日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起源地，据资料显示，日本侵华海军与上海慰安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日本军方是“慰安妇”制度这一反人类丑恶制度的直接操纵者。上海的慰安所中，海军直属占了很大的比例。世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今东宝兴路125弄）就是海军的慰安所。

　　造成这个现象是与日本海军在上海的长期“经营”紧密相关的。自清末以来上海就成为了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虹口区东江湾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2121弄）。随着战争的爆发，日本海军在上海的驻军人数也不断增加。这些在海外的官兵，军纪败坏，滋扰平民，强奸妇女事件频发。这样的后果是，许多日军士兵都患有性病，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由此，日军高层开始着手实行“慰安妇”制度。日本海军率先在上海开设慰安所。根据已发现的资料，最迟在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已经在虹口选择“大一沙龙”等日本人开设的风俗店，作为海军指定慰安所。

　　据日本外务省编撰的　《警察史·上海》　披露，1932年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如下：

　　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立慰安17家，共有“慰安妇”163人、艺妓275人。

　　1933年，日本海军慰安所有14家。

　　1934年，日本海军慰安所有14家。

　　1936年，日本海军慰安所有10家。

　　日本海军在上海开设慰安所的数量相当惊人。这些慰安所一般由日本海军直接经营或委托与海军关系密切的日本侨民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海军的这一行为给后来日本陆军提供了一种示范。换言之，日本海军是罪恶“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1937年后，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日本在华士兵数量大大增加。这一时期，日军便开始在中国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同时大量的日本士兵在沪，促使日本急需扩大在上海慰安所的规模。当淞沪战役的炮火还尚未完全沉寂，那些慰安所经营者就迫不急待地寻觅和整修房屋，准备开业发财。

　　“海乃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开设的。

　　海乃家的老板叫坂下熊藏，是日本海军的退伍老兵，曾于1919－1920年间在海军战舰“浅间”号上服役。退伍后至神户开设煮豆屋谋生，但生活艰辛，于是经亲戚、同乡介绍，1939年到上海虹口开设煮豆屋。他因与海军有联系而时常来往，因此，海军方面希望坂下熊藏能为“国家”出力，建议与他合作建立慰安所。坂下为利所驱，决定与海军合作，创办了“海乃家”慰安所。

　　日本海军把占领的公平路公平里12号这栋房子，移交给了坂下。双方订立合同，由坂下每月向海军缴纳5日元的象征性的房租，经营海乃家慰安所，并享受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军属待遇，慰安所的所需物品均由海军提供。但该慰安所的所有权归海军所有，坂下只有日常经营权。

　　于是，在海军的支持下，坂下熊藏对12号整幢房屋进行了内部修整。公平里原与旁边的川本里（今公平路411弄）相通，日军为安全起见，将通往川本里的道路封死。在从公平里弄堂进入12号海乃家的地方，新安装了大铁门。今天这扇大铁门早已荡然无存，但墙上铁门的铰链尚在。坂下熊藏将“慰安妇”的房间分割开来，扩大了浴室。进入海乃家，走过天井便是个大厅，旁边是仓库、经理室、厨房等，西侧有3间“慰安妇”的房间，加上2楼的14个房间，共有17个“慰安妇”的房间，每间房间约12－16平方米。2楼的当中是个大厅，供宴会使用。

　　经过紧张的装修后，海乃家便开张了。日本籍的“慰安妇”，多是老板坂下自己去日本招募，因此坂下几乎每年要到日本去3次。朝鲜籍“慰安妇”则是从朝鲜拐骗来的，年龄小的只有19岁。中国“慰安妇”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掳掠的平民。在“海乃家”慰安所里等级分明，日本“慰安妇”地位最高，其责任是接待高级军官，收费也最高。日本、朝鲜的“慰安妇”均持有日军“军属”（即军队聘用人员）的证明书，唯有中国“慰安妇”因是交战国的女性而待遇最低。1940年时，海乃家的规模是拥有日本“慰安妇”10人、朝鲜“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

　　1943年，为了扩大接待日本兵规模，日本海军还在一公里外的东长治路609弄3号开设了分馆，即“海乃家”别馆。根据苏智良教授2003年的调查，分馆在东长治路609弄3号，现在该建筑已被拆除了。

　　“父亲在中国上海

　　经营从军慰安所”

　　“海乃家”的营业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慰安所足足存在了7年。但是和大多数在中国的慰安所一样，战争过后，再也没有人关心“海乃家”以及发生在此地的一幕幕悲剧。

　　也许，这段故事就将这样随着岁月而淡去，再也无人问津。但是，时间好像在这件情事上开了个玩笑。时隔四十七年后，“海乃家”的故事又宿命般地浮出水面。

　　1992年，日本机关报协会大阪府本部发行　《宣传研究》　杂志，在6月号上登载了一位63岁的日本人，公开揭露其“父亲在中国上海经营从军慰安所”的文章，并提供当时的照片和他后来参与经营的事实。这个日本人就是坂下熊藏的儿子坂下元司。

　　坂下元司是在回答日军的有关从军“慰安妇”问题调查中，提供的这些情况和照片，并由日本　《宣传研究》　杂志公开发表出来的。日本工会（劳动组合）等民间团体“为和平大阪战争罪行展览会实行委员会”（会长东谷敏雄），经过调查认为：“能公开提供自己亲身经营慰安所，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份少有的珍贵资料。”

　　原来“为和平大阪战争罪行展览会实行委员会”从4月9日到5月3日设立了热线电话“从军慰安妇110号”，已征集“慰安妇”问题的证言。坂下元司知道这个消息后，即从大阪府寄来了　《我父亲受军队的委托经营慰安所》　的材料。

　　之后，坂下元司将其父亲在上海开设慰安所的事情写成了　《从军慰安所“海乃家”の传言》　一书。书的署名是华公平。这个姓是取自“中华”的“华”，“公平”则就是指的是公平里了，这一名字显然是为了纪念“海乃家”是设立在公平里这一事情而取名的。

　　坂下元司对“海乃家”有着相当清晰的记忆。据其回忆，当时由于营业暴满，每天晚上钱箱塞满了储备券，离他家约5、6分钟的路就有一家上海银行，他的任务就是将这些钱存入银行。当时他仅五六岁，后来他回忆说，当他与兄长每次手里抱着厚厚的两大捆钞票去解款时，心中十分得意。1991年10月，华公平再次来到上海，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公平路“海乃家”的旧址。然而他始终没能找到分馆。所以，在《从军慰安所“海乃家”の传言》一书中，他特地放入了一张与母亲在分馆前的留影，并凭着自己的印象，画了一张分馆示意图。

　　通过坂下元司的回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海乃家”发生的许多真实事件。透过书中记载，“慰安妇”们的悲惨生活和凝聚着血泪的过往终于被一页页揭开。

　　有的“慰安妇”在苦境中吸上鸦片；　有的因偷同伴屋子里的财物，而被赶出来，死在道边。“在鹿儿岛开往冲绳的运输船上，乘有10多名朝鲜人慰安妇，当受到美军飞机攻击时，我游上了奄美大岛，没有去帮助那些女人。”

　　书中还附有关于海乃家本馆的部分“慰安妇”情况。

　　华公平说：“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15日夜里，这些　‘慰安妇’　一个也不见了”。这很可能是日军担心劣迹暴露，在投降之前将这些人员秘密处决了。

　　由于坂下元司在日本的公开揭露，其父在沪经营“慰安所”的事情才得以曝光，海乃家的真相才逐渐揭开。1993年，苏智良教授根据其从东京购回的这本　《从军慰安所“海乃家”の传言》，寻访到了原址。幸运的是，在公平里的老住户中，还找到目击日本海军在此地经营“慰安所”事实的证人。

　　罗妈妈的回忆

　　公平里8号的罗老妈妈回忆，那年我20岁，上阳台晒衣服，我家正面对着12号的海乃家，有时晒衣服时朝北面的海乃家看一眼，立即就会遭到日本人的训斥。但是，没有人的时候，我还是朝海乃家看看，有时就会看到穿旗袍的中国姑娘生着病，在灶披间（沪语，指厨房）偷吃冷饭团。

　　相比于原址，“海乃家”分馆地址的确定则颇为曲折。因为没有确切的地址，苏智良教授多次调查无果，只得暂时终止。一直到2003年，苏智良教授发现了陈正卿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在　《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　第32版里记载有“海乃家”分馆地址，为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609弄3号，其电话是52921。苏教授也顾不上此时正肆虐全国的“非典型性肺炎”了，赶忙带着学生前往调查。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当地老住户的帮助下，找到了“海乃家”分馆原址。这一过程，足足花了十年之久。

　　或许，我们在再无法更详细地还原海乃家及其分馆的更多细节，但毋庸置疑的是，已有足够清晰的证据来说明“海乃家”作为日本海军慰安所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