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将“轿头”作“教头”酿冤案 刨根问底查明真相救百余人

　　刘永加

　　清嘉庆十年（1805年），高廷瑶代理六安州州牧，在十个月的任期内，共审理办结各类民事、刑事案件1360余宗。其中，高廷瑶亲自调查处理平反安徽怀远“治丧名单”谋反案的经过，可谓是惊心动魄。

　　火速调查惊天大案

　　嘉庆年间，安徽各衙门忽然接到寿春镇与宿州文武送来的关于怀远匪徒私下聚会，谋划不轨行为的报告。省里的抚军很是重视这则信息，于是就派断案经验丰富的凤阳通判高廷瑶先到匪徒滋事一带，前去调查实情，有结果后就火速报告上来。抚军则随后统兵进剿。

　　事情紧急，高廷瑶昼夜兼程，急速奔赴案发地怀远。在赶往的途中，高廷瑶就获悉，宿州知府已经亲帅兵役擒获四百余人。高廷瑶很纳闷，即使是匪徒聚合，如果谋反之事已经败露，怎么还会就这样束手就擒？几百人这么好抓吗？看来其中自有问题，必须认真加以侦查，否则泾渭难分。

　　高廷瑶断案很有一套，侦查也是经验丰富，在离怀远还有二里的地方，高廷瑶就让仆从返回，他则独自一路暗访，来到一个乡间的私塾家里。高廷瑶很礼貌地拜见老师，口称自己是武孝廉北上，途中顺道拜访恩师。

　　二人交谈之中，高廷瑶询问起四乡风俗和新近发生的事情。不问便罢，这一问，那私塾老师皱起了眉头，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天大的冤案。”高廷瑶连忙问道：“究竟怎么回事？”私塾老师接着说：“近来因官府查办教匪，竟将‘轿头’　误作‘教头’，接连逮捕了几百人，恐怕会有许多人遭到枉杀。”高廷瑶听了大吃一惊。

　　刨根问底挖出证据

　　高廷瑶追问原因，私塾老师答道，他们那里民间把轿店的老板称作“轿头”。凡是遇到婚礼备彩车，丧葬备唁品，都请轿头办理。离这个地方不远，有个赵贡生父亲病故，将要出殡。按照习俗，要通知曾经前来吊唁的各位亲朋好友届时参加葬礼。他按照门簿，开出了一张一百七十多人的名单，就嘱咐王轿头前往各处按名单挨家挨户通知。这个王轿头又把名单转交给雇工李自平代为办理。

　　谁料，李自平早在三月时，曾经因为怀远地方偏僻，没有当铺，而将两件棉衣当在了宿州。现在已经是十一月，天很冷了，他就顺便去取回棉衣。回来的路上，李自平夜里借宿在城隍庙，被营兵抓获，将他交给都司衙门，结果在他身上搜出了携带的名单。衙门见人数众多，又因李自平供认是王轿头派他前往通知，就误把“轿头”作“教头”。官府居然由此推测，把名单内本来是良民的都看作是河南结聚同党的武营成员，报告上去，请求搜捕，结果全给抓了起来，酿成了冤狱。

　　高廷瑶听后恍然大悟，怪不得宿州府这么快就抓了四百多人，原来如此。接着高廷瑶又婉转地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并问有什么可以为他们作证的东西？私塾老师回答，有吊唁门簿可以核对，而且证据确凿。

　　到了这时，高廷瑶才从怀里取出上司的檄文，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为这些含冤百姓洗清冤情，请他帮忙前去赵贡生家核对。私塾老师一听喜出望外，连忙扔下手中的活，领着高廷瑶来到到赵贡生的家。赵贡生也是心急火燎，因为那些被抓的人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一听说高廷瑶可以帮忙雪冤，立即拿出那天用的吊唁门簿交给他。

　　据理力争平反冤狱

　　高廷瑶拿到证据后，急忙赶到县衙，把情况告诉了县令，一起把檄文上原附教匪姓名的一百七十余人逐个核对，结果一字不差，果然是冤案。于是，高廷瑶连夜将所寻访到的情况和核对的证据火速报告上司，同时立即动身赶赴省衙门亲自禀告实情。

　　可是，省里的抚军认为军机陕甘制军两地都来信都说已经风闻此事，应该把这次叛乱镇压下去。高廷瑶说：“如果情况属实，即使没有传闻，也应该极力惩办；　如果事情虚妄，怎么就可以根据人家的传闻就兴起如此大狱？设立官职，本来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即使百姓做得有什么不对，也应该考虑给予怜悯、抚慰，况且连个犯罪的影子都找不到呢！”

　　抚军被高廷瑶的话语说动，采纳了他的调查意见，只是把王轿头、李自平、赵贡生押到省里，履行手续。经过询问，果然与高廷瑶所巡访的情况不差分毫，于是将逮捕四百多名无辜百姓都放了。

　　要不是高廷瑶挺身而出，深入调查，这天大的冤案就要发生了。而宿州衙门能将“轿头”作“教头”，把治丧名单当成谋反的名单上报，可见糊涂官有多可怕。可见，在审理案件中，一字之差就会谬之千里，这当中就可能人命关天，所以详细认真的调查十分必要，在实情准确无误的基础上方能定案，才能避免冤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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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廷瑶，清代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乾隆丙午年（1786年）中举。嘉庆七年（1802年），调凤阳通判，升凤阳同知、平乐知府。后选授安徽庐州知州。他在安徽为官十年，平反不少冤、假、错案，在宿州、休宁两地的政绩尤为突出，被誉为“嘉、道间循吏冠”，后破格晋升广州知府。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辞官返回故乡。

　　高廷瑶辞官回家后，回顾自己在外地为官二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宦游纪略》一书，主要记述了他从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亲身经历的宦海生涯。书中对各类民事、刑事诉讼案件的调查、取证、审理、判决的记述十分详细，为后人研究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地方官府司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