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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飞
近日，“汤兰兰案”持续发酵，舆论反响强烈，有质疑、有争议，甚至撕扯。作为一个跑政法口的记者，有几点感慨，不吐不快。
首先，关于报道初衷。我愿意相信，对于案件本身，媒体的报道初衷应该是为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并非有些网友所说“动机论”，甚至“别有用心”。从这点上来说，记者不应该受到质疑和谴责。
十年旧案、未成年、强奸、十余人、申诉……从道德底线到未成年女童保护，无疑，包含上述关键词的这样一起案件，足够吸引大量眼球，触动公众的神经。这或许也是吸引媒体报道一起案件的原因之一，但更多的，不应该是猎奇，而是对一起牵涉众多人命运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确实存在疑点的重点案件，行使媒体监督权，进一步厘清真相。
尽管抱有这样的初衷，但报道出来后却意外将媒体推上风口浪尖。因为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触及一部分个人隐私。但最初的媒体报道在案件报道过程中处理并不妥当，尤其是对涉案未成年当事人的隐私信息曝光，这也成为后来网友们的主要攻击点。此外，对于报道本身，尤其是结尾部分，寻找汤兰兰这点，也值得商榷。
这原本是一则严肃追问式报道，最后却闹得如此一地鸡毛，显然已经超出媒体本意。报道此案的记者更是深陷舆论旋涡，成为“新闻当事人”。
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样的案件中，究竟该如何通过报道探寻真相？我想这也是作为一名政法记者，必须不断学习和总结的地方。
该案尚在申诉阶段，个人认为，针对审理阶段和申诉阶段的案件，在这样的节点下，稿件应该尽量追求平衡。如果只有单方的陈述或信源，报道带有倾向性，可信度将大打折扣。
“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这是案件报道的原则，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很多案件报道中，尤其是如此复杂的旧案，原告不知所踪，要想采访多方确实难上加难。如果采访不到信源单一，是不是索性就不做了？
对于真相的追求是人性使然，也是媒体职责所在。面对知情权和隐私权，该如何取舍？法治类报道如何更加规范？我想，以持中的姿态，更加有助守护正义。
质疑声中，仍有媒体在不断试图探寻真相，仍不断有后续报道出刊。
如何让案件回归司法本身？
法治路上，我们仍在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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