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一根绳牵动线索还原真相

　　□刘永加

　　死者是自缢身亡还是被人勒死后伪装成上吊，决定着案件的性质，也影响着办案的方向。而这其中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尸体上留下的绳痕。在古代各方面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少“法医”精心勘察，从案发现场找出那一根绳子留下的线索或破绽，从细节中还原真相……

　　无知仵作

　　耽误案情

　　根据相关记载，缢死的绳结大致有三种：一是活结，这种绳结一头打个固定的扣，另一头穿入这个扣，可以活动，古代称为“步步紧”；　二是死结，即绳套的大小固定不变；　三是缠绕，就是用绳索绕住头颈。

　　凡是自缢身死者，头颈上都会留有明显的“八字痕”。这是因为自缢者身子悬空，自身下垂的重量使绳索深深地嵌入舌骨与甲状软骨之间，颈的两侧受力多些，相对说绳索入肉也深些，颈后结节处，几乎就没有绳索的痕迹了，所以自缢者的颈部留下的绳索痕迹，就像一个“八”字。而被他人吊死的，虽然也可见“八”字，但绳痕往往不规则。

　　但也有些自缢的人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八字痕，同时身体上还有别的伤痕，这就给判断真正死因带来了不少麻烦。

　　清代法医学著作《重刑补注洗冤录集证》　就记载了一个被尸体上的伤痕误导的案例。

　　清乾隆三十一年，湖南安仁县邓步青向官府报案，说他的妹妹曹邓氏被丈夫曹泽金打死。曹泽金则供称，邓氏是被他斥责后自己吊死的。

　　仵作检验尸体后报告显示，邓氏咽喉没有致命的吊死痕迹，左胸有被棒打留下的伤痕，脑后有木器的伤痕，左后肋有棒伤，应该是被打死的。在这之后，曹泽金迫于压力一会供认妻子是被他打死的，但不久又推翻供词。案子始终没有定论。

　　因为案情反复，后任县令和另一仵作一起对尸体进行复验，他们发现邓氏的上下牙齿，左右手腕骨、十指尖骨都呈红色。县令和仵作根据相关记载分析，尸体牙齿变红，是由于缢死者的颈静脉压闭，而颈部的颈动脉和推动脉压闭不全，引起头部血管高度充血，出现瘀血，血液流进齿髓或红细胞渗入牙质小管所致。

　　至于邓氏的两手腕骨及十指尖骨出现红色，可能是因缢后悬空，血液堕积于上下肢，造成上下肢瘀血，渗入腕骨和十指尖骨的原因。这无疑都是因为邓氏自缢而留下的瘀血。

　　至于邓氏左右耳根的八字痕不明显，这是因为邓氏用的是阔布自缢，所以没有留下绳痕。

　　此外，邓氏的左臂肘骨有一伤青紫色，斜长一寸三分，宽三分；　左右肋有一伤青紫色，斜长一寸，宽三分，均是木器伤，并不致命。因此县令认定，邓氏是被曹泽金殴打后自己上吊身亡的。

　　那么原来的仵作为何会作出邓氏是被打死的结论呢？仵作解释，当时邓氏左胸和脑后的伤痕已经变了颜色，他就误认为这是致命伤，由此上报。这个仵作缺乏经验，做出了错误结论，而原县令又不亲赴现场验看，全凭仵作的报告草草结案，这才让案件反复和拖延。

　　案情大白后，巡抚向皇上奏请弹劾了前任县令。

　　被殴致死

　　伪装自缢

　　《重刑补注洗冤录集证》　还记载了一则打死人后伪装成上吊的案件。

　　有一名杨姓女死者被发现上吊死于家中，根据她丈夫唐大拔的说法，他们家有两间铺屋，左边是客堂，右边是间店房，两屋间有一木梯。

　　官府到达时，死者的尸体已被解下，颈上缚有一条丝带，打成死结。据唐大拔说，死者是吊在木梯最上面的，脚下也没有垫踏的东西。

　　这个情况让办案人员很不解，他们从死者身上解下丝带，在发现尸体的地方丈量推演，尝试还原现场。结果他们发现，不垫踏任何东西就想将丝带挂到木梯上的横木，还要将自己吊起来，这不可能实现。而且死者上吊用的丝带打成了死结，办案者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呼吸都困难的人怎么可能打死结呢？因此推测死者不是自己上吊。

　　调查现场之后，再检验尸体。办案者发现，死者脸部的颜色已经稍有变化。死者两眼睁着，嘴巴紧闭，舌头未伸出。咽喉上有一道浅淡的伤痕，推测是丝带留下的伤痕。左脸有伤，连到耳轮。死者的左手五指甲缝呈青黑色，右腿内侧有抓伤一处，长九分，宽四分，呈红色，但这些都不致命。反倒是死者耳根有一处伤，呈紫红色，像是手掌打的。办案人员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致命伤。虽然一般而言，掌伤不会致死，但有时打在要害处也会产生严重后果。耳根是较薄弱的地方，被掌伤后，可引起严重的脑震荡。死者可能就是因硬脑膜下积液或脑挫伤，而导致死亡。

　　排除了自己上吊的可能，又验明了致命伤痕，死者死后被伪装上吊的真相就确定无疑了。不过书中只着重记录了检验的情况，并没有明确记录凶手到底是谁。

　　辨析绳痕

　　洗清嫌疑

　　清代的许梿（1787—1862年），字叔夏，号珊林，浙江海宁人，史称“吏事精敏，而日不废学”，典型的文人、学者型能吏。他“素留心检验尸伤损”，刊刻了《洗冤录详义》，这可不是简单的对宋慈原著的增注、解释，而是融入了许梿自己的多年实践经验，他还根据尸骨实物重新绘制了比较确切的全身骨骼解剖图。

　　《洗冤录详义》　中刊载了许梿在山东平度县做官时的一则案件。当时有人发现一名男子吊死在树上，但是没人认识这名男子。仵作验尸时，发现尸体的颈上有两道绳痕，一道紫红色，有瘀血；　一道红色，无瘀血。看样子是被人移到这棵树上的。

　　报案人对案件线索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尸体从什么地方移来的。经过询问报案人，许梿得知这个村子共有十一户人家，除了一家父子二人赶集不在家，其他人都在。

　　于是许梿派人传来了父子二人，许梿一口咬定移动尸体的人就是他俩。父子两人害怕了，承认是他们动了尸体：“那天早上，我们开门看见一个人吊在门口，我们太害怕了，就把他移到离我们家远一点的一棵树上。”

　　许梿又问了死者当时的情况，父子二人称男子当时已经没有气了，只是两手还有些温热。

　　许梿于是分析，根据《洗冤集录》　的记录，尸体移动后的绳痕应该是白色的，而该尸却是红色，这一定是上吊不久，移动时血液还没有完全凝结的缘故。再从移尸的父子的供词中可以得知，他们见尸体悬在家门口，怕惹祸也觉得不吉利才将死者移挂到其他树上。

　　结合多方证据以及尸体所呈现的特征，许梿最终判定，父子俩不是凶手，男子确系自缢身亡。

　　《洗冤录详义》　还记载了一起5名女子同时死亡的案件。许梿在山东省任职时，检验自缢的案子不少，最罕见的是平度州白家5个丫头同时上吊一案。许梿得报后立即前往验看，只见两个丫头在同一条绳吊死，绳套一个是活结，另一个是死结。其余三个丫头同吊一条绳，一个是活结，两个没打结，只把绳子缠绕在颈项上。她们是怎样结扣的，怎样一块上吊的？看了之后，许梿一时摸不着头脑。这几名死者的伤痕没有异样，绳子的打结方式虽然怪异可也没有更多线索。

　　仅从绳子上是无法确定她们是自杀或是他杀的，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许梿从她们所穿的衣裳和所佩之物着手调查，看这几名死者穿的衣服，都极为华丽，而且各人身上都带有香囊荷包，似乎是真的做了一番准备才寻死的。

　　许梿继而审问了相关人证，都说这些死者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互相之间也没有矛盾。只有一个老太太说，这几名死者平时关系很好，常说“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句话。而最近，白家的主人想把其中两个丫头嫁出去，导火线可能是这个。

　　许梿觉得这个老太太说的理由还算合情合理，结合相关证据，判断她们五人之死并非他杀，而是五人中有两人被主人“遣嫁”，她们不愿生离，才同赴黄泉。何况，多人同时被他人一同吊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是难以实现的，死者身上又无任何伤痕，只可能是自己所为。

　　许梿将案子详细汇报给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对案件加以分析，又派官员一块审讯，都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于是就采纳了许梿的意见，稍作修改后结案。

　　蹊跷命案

　　令人唏嘘

　　晚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　里记载了一个乐亭县发生的奇案：当地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赵杨氏，她的丈夫因长期做生意而出差，家庭也条件不错。只是夫妻俩没有孩子，赵杨氏在家寂寞，领养了姐姐的女儿银姑为养女，银姑也有十三岁了。

　　后来赵杨氏被丈夫传染了疾病，长期卧床不起，只好请了六十多岁的母亲杨王氏来作伴。赵杨氏丈夫的姨甥女张王氏有天前来探视，也在她家住了几天。

　　一天大早，平时一直给赵杨氏家送水的工人来送水，但喊不开门。到了晚上那工人又来，还是没有人开门。他觉得奇怪，就去请了邻里宗亲，大家把门卸下进入房内，结果看到赵杨氏等4人都已自缢身亡，而且方式还不同：赵杨氏将绳子系在高处窗棂上，自己拥着被子“坐缢于炕”。赵杨氏的母亲则把炕几竖起来靠着墙，在炕几的脚上绑了绳子，自己躺在炕上仰面自缢。张王氏与银姑则用一根绳子分头打结套住脖子，把绳子中间部分系在两人中间的柳木椅的椅档上，就像是个天平那样，两人在两端“坐地而死”。四个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年轻的两个还涂粉画眉，头上簪花，脚上换鞋，好像要作客。

　　众人赶去报案，官府立即前来验尸，尸体上都没有伤，不是命案；　房里没有男人踪迹，也不是奸案；　家里一件财物都不少，更不是盗案；　死者从容妆饰，也不是吵架愤怒的样子。

　　四个人为什么要一同寻死？没有证人，无法查证原因。乐亭知县只好就以自杀结案。

　　可是赶回来的赵杨氏的丈夫，以及她的兄弟杨锷，都怀疑是有人暗害，见地方官含糊结案，就向上级官府申请再审。由于案情太过蹊跷，朝廷就命令由省按察使组织会审，将四具尸体解到省会再次检验。可是结论依然是自缢。

　　按察使只好推测四人的动机：赵杨氏因为病情医治无望而要轻生，母亲杨王氏是心疼女儿，养女银姑是要追随养母，张王氏是同情姨母，所以商量一起自缢。勘查现场上吊所用的绳子等也符合推测的实际，于是上报朝廷批准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