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之良者

　　□刘诚龙

　　陶元淳，江苏常熟人，　《清史稿》　有传：“康熙中举博学鸿词，以疾不与试。二十七年，成进士，廷对，论西北赋轻而役重，东南役均而赋重，原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阅者以其言戆，置二甲。”

　　这段传无甚传奇，却有言戆一词，蛮刺眼。戆者憨也，那是褒义；　戆者蠢也，那是贬义，陶公吃了言戆一个大亏，他考公务员，唰唰唰唰做申论，文不加点，字出如泉，论其文采，论其识见，不拔魁首，也当前茅吧，因其言戆，置列二等。

　　陶公到底入了康熙毂中，“（康熙）三十三年，授广东昌化知县”。陶公到官后，形状一面，行状一面，个性走直线，不曾改戆性，“县隶琼州，与黎为界，旧设土舍，制其出入，吏得因缘为奸，元淳立撤去。”陶公此举，足证他当的是一面派，做的一面人。考场作文，要“原减浮额之粮”，官场作业，也是要“罢无益之费”。

　　不说陶公政善，还是说他言戆吧。陶公行政昌化，昌化此地，役重，赋也重，谈不上是谁造成的，算历史欠账吧，自明朝始都是如此，“正赋不及二千”，轻吧？“而中有浮粮六百两。盖自前明成化中山水圮城，附郭膏腴，悉就沦没，遂有此无征之额，民间困累百年。”其他地方都轻徭薄赋了很多，“而昌化独有向隅之叹。”

　　陶公动用权力可以撤掉“此路横木”，却动不了权力裁去“此县浮粮”，赋税权在大清，没赋权县令定税，陶公此处之权，便是言论，只能又来“言戆”，反复申说，“屡列状，申大吏请免”，通政司没驳回，天意从来高难问，陶公其上疏，功课做得非常好，“最后撰　《浮粮考》”，将昌化县赋税历史、现状做了一本书，人情老易悲难诉，都不能抵达通政司，直到陶公“垂没”，都“讫不得上闻”。后来是解决了，是陶公儿子当了京官，“居言路时”，继承父亲遗志，“端牍吁陈，获邀谕旨”，才除此秕政。有赞曰，“如陶氏父子，亦可以风型天下矣。”

　　陶公风型天下，为天下型范，可否风行天下么？时人也无限感慨，“然而秕政易滋，神君难觏（遇），循良继世，往牒尤稀。”这句话可叹的是“往牒尤稀”，如陶公者，一而再，再而三，父不行，托诸儿，子承父命，为民请命，真的是“往牒尤稀”的。

　　赋税之政，耗散之规，水深水浅，火热火冷，背驼背直，肩重肩轻，最有感触的，当是工农兵，世界上人数最众者，也是工农兵，可是你晓得的，他们人多势寡，人多嘴哑，昌化县那么多人，谁在疏上，书上，卷册上，发了声呢？他们锄头舞得溜活，笔头却握不住；　他们镐头抡得大开大合，嘴头却难张难弛。能动笔头的，能动嘴头的，多是精英；精英去了哪？精英都入了唐太宗毂中；没入唐太宗毂中的，入了老板座上宾——老板发午餐费，发误餐费，发代言费，发润笔费，他们为之仗义执言，仗利高论。

　　按您标准定义，真话都是良知话。真话有善恶之别，良知也有优劣之分。姑且都定义在良知线上，良知优劣者可如次：

　　士为士说，儒为儒说，官为官说，商为商说，医为医说，师为师说，警为警说，文为文说，武为武说。精英自说，说得再好，恐为良知之劣者。

　　士为官说，官为商说，商为儒说，儒为医说，医为师说，师为文说，文为武说，武为警说，警为士说。精英互说，说得再好，恐为良知之常者。

　　士为丐说，儒为匠说，官为民说，医为患说，师为生说，警为犯说，商为客说，文为盲说，武为伶说，富为穷说，贵为贱说，小众为大众说，强势为弱势说，此乃良知之良。

　　陶公为官，不为官说，奋力为民说，陶公算是良知之良者。有谓，精英为百姓说，不为利益，为道义，利益得利，道义得名——也是未必的，道义者得甚名呢？有时为百姓说，百姓当然感激，但百姓嘴头不会说，笔头不会写，故为民说者，“循良继世，往牒尤稀”；更有为民说与为民做而得罪精英者，往往利未得，名也未得，利是负利，名是负名——挨骂得要死呢。

　　陶公还好，陶公削精英之利，为民争利，谋利，虽然名并不彰显（知陶公者，无几），到底入了循吏传，无他，给他立传者，也是有良知的，算是良知之良者。